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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笙磬得同声（第2页）

天圣三年（1o25年），范仲淹的母亲去世，作为孝子应为母亲守孝，他不得已离开泰州，居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宁陵县。

范仲淹在丧母的悲哀中，仍以修堰之事为念，特意写信给张纶，再三申说修复海堤的利害，请他不要因为自己丁忧离去而终止这项工程，并表示若有事故，朝廷追究，他愿一人独担其咎。

张纶深为范公的来信所感动，在胡令仪的支持下，连续三次向朝廷切奏兴筑之利，自请兼任泰州知州，力排万难，表示一定要按时完成修建。天圣五年（1o27年）秋，扞海堰的修筑再次兴工。

在张纶和胡令仪的协同指挥下，前后历时四载，扞海堰终于在天圣六年（1o28年）初春建成。大堤底宽三丈、面一丈、高一丈五，长一百四十三里。大堤修好后，百姓不再颠沛流离，农业、盐业均获其利。

范仲淹修堰治水，在苏北特别是泰州一带民众的心目中树立了一座丰碑。百姓为了纪念为民请命的范仲淹的功绩，把“扞海堰”

称为“范公堤”

。泰州、兴化、海安、西溪、安丰、梁垛的百姓建起“范文正公祠”

“三贤祠”

，以纪念为筑堤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张纶、胡令仪和范仲淹。

天圣五年（1o27年），晏殊为南京留守、知应天府，听说范仲淹很有才华，便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

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教务期间，勤勉督学、以身示教、创导时事政论，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范仲淹的声誉越来越大。

天圣六年（1o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上执政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当时晏殊在枢密院任枢密副使，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晏殊于是面圣，陈述范仲淹的既往政绩。十二月，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任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秘阁校理虽然官不大，但毕竟是皇帝的近臣，只要用心经营，未来必定可期。

然而，在地方摸爬滚打十三年、深谙为官之道的范仲淹，却偏偏要直言立朝，哪怕是面对垂帘听政、权势煊赫的太后，他也毫不畏惧，照样直言进谏。

天圣七年（1o29年），仁宗已经十九岁，但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

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就上疏仁宗说：“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但没有为臣之礼；如果要尽孝心，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若与百官朝拜太后，有损皇上威严”

，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上疏奏报到内廷，但没有获得答复。

范仲淹又上书太后，请求还政仁宗。奏书入宫，再次石沉大海。

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还会连累举荐之人。范仲淹据理力争，并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

太后震怒，结果可想而知。天圣八年（1o3o年），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被任为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通判；次年，调任陈州（今河南周口）通判。直到太后去世，范仲淹才得以回京。

范仲淹虽“处江湖之远”

，不改忧国忧民本色，在此期间，他也多次上疏议政。

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范仲淹认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建议停工；

在吏治方面，范仲淹针对主张削减郡县，精简官吏，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认为“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

；

他还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认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致化”

。

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但其一片忠心渐渐打动了宋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