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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十年生死两茫茫（第2页）

此时的苏轼，只是一位尽职尽责的朝廷命官，全然没有才子的倨傲和诗人的浪漫。

针对当地“盗贼渐炽”

的情况，苏轼及时作《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书朝廷，对盗贼产生的根源做了精辟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治盗之策。苏轼指出，治盗必须治本，并与治事、治吏相结合，挖掉盗贼产生的根源，才能真正做到止盗。

苏轼分析了三种原因：一是灾年荐饥所造成，故要先灭灾；二是山东地势险要，民俗武悍，他呼吁朝廷行“仁慈”

、“敦化”

之政，循循善诱；三是“新法不便”

，弊害颇大，也是促成“盗贼渐炽”

的重要原因，应该根据灾伤的实际情况“体量放税，更不检视”

。

比如，在产盐各地设置盐官，向盐户收盐，再将盐税加入卖价，售与商人，这一政策对山东就是一害。苏轼建议朝廷“特敕两路应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并与权免收税”

，“人非木石，宁不感动，一饮一食，皆诵圣恩，以至旧来贫贱之民，近日饥寒之党，不待驱率，一归于盐，奔走争先，何暇为盗！”

这年秋日，宰相吕惠卿制定了“手实法”

，先由官署规定标准物价，令各户主自行报其丁口田宅家产，奖励告伪情。于是，中上之户，多被仇人检举，致使家家破产，人心遑遑，平空制造了巨大不安。

当时，朝廷于尚书省下设“九寺”

，其司农寺分工职掌仓储、苑囿、库务等业务，但其官吏多欺压蛮横，胡作非为，百姓不堪其苦。

“手实法”

初行之时，司农寺便行文说：如不施行，将以“违制”

论罪。苏轼非常愤怒，对提举常平官说：“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自造律！”

提举官赶紧告饶说：“公且从缓上报朝廷！”

苏轼刚正嫉恶，决不宽恕恶官，他仍毅然上书元老重臣文彦博，揭了司农寺擅造法令欺压郡县的事实。

没多久，朝廷切实了解到此法害民，终于废除“手实法”

。

苏轼两次登常山祈雨救旱。苏轼率吏民群众前往祈祷，也算上天有眼，果然得雨。

回来的路上，他和同僚们在铁沟附近举行一次习射打猎。苏轼这年三十九岁，也牵猎狗，驾雄鹰，弯弓射箭，参加打猎活动。这个活动激了苏轼的豪情壮志。

1o75年，北方边界战事频繁，宋将王韶率军抵御西夏入侵，取得了宋朝开国后的最大胜利，收复大量失地，但北宋却向辽国割地7oo余里。苏轼虽然因为战争的胜利而颇受鼓舞、因为割地的屈辱而倍感痛心，但在远离边关的密州却过得波澜不惊，他豪放的诗人秉性也在这鼓舞、痛心和波澜不惊中逐渐恢复。

这《江城子·密州出猎》开创一代豪放词风，更是直接把“词”

的地位，拔高到“诗”

的高度：

“老夫聊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词神弄玉觉得，全词“狂”

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充满阳刚之美。词中写出猎之行，抒兴国安邦之志，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词的创作开创了崭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