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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奇章 郡公牛弘（第1页）

牛弘，本姓尞，字里仁，安定鹑觚人，隋朝时期大臣，北魏侍中尞允的儿子。年少好学，博览群书，北周时期，起家中外府宇文护记室，历任内史上士、纳言上士，迁员外散骑侍郎、内史下大夫，授仪同大将军，袭封临泾公。专掌文书，修起居注。隋文帝即位后，授散骑常侍、秘书监，进爵奇章郡公。拜礼部尚书，请求修建明堂，制定礼乐制度，修撰《五礼》百卷，促进儒家文化复兴，迁吏部尚书，负责人才选拔，倡先德行而后才学。生活俭朴，事君尽礼，遇下仁厚，恪尽职守，书不释手，病逝于江都，有文集传世。

牛弘，尚在襁褓之中时，有相士见了他，对他父亲说：“这个小孩日后当会富贵，好好养他。”

他长大后，长满胡须，容貌魁伟，生性宽容，好学博闻。在北周时，开始任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不久转任纳言上士，专管文牍，很有美名，迁为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后来袭封临泾公。

隋朝开皇初年，升任散骑常侍、秘书监，因文献典籍散失，上表朝廷，请求开民间献书之路，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赏缣一匹，一、二年间，文献稍稍齐备。牛弘晋爵为奇章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授礼部尚书，奉命修撰《五礼》，写成百卷，通行于当代。牛弘请求按古代规矩修建明堂，文帝因国家刚刚草创，无暇制作，最后没接受他的建议。

隋文帝下诏改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音乐之事，牛弘提出建议，请求十一月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以太簇为宫，文帝说：“不必作旋相为宫。暂且作黄钟一均。”

牛弘又呈上建议，请求正定新乐。文帝认为他的建议很好，下诏牛弘，让他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人一起，正定新乐，这事记载在《音律志》里头。这以后议论修建明堂事，皇上诏令牛弘一条一条地呈上历史故事，议论明堂兴废的得失，隋文帝非常敬重他。

当时，杨素凭着才气和富贵看不起人，轻侮大臣，只有看见牛弘，没有哪回不肃然起敬的，杨素将要进攻突厥，到太常与牛弘话别。牛弘送杨素到中门，就停下了，杨素对牛弘说：“大将出征，所以来话别，为什么相送如此近呢？”

牛弘拱拱手，就退回去了，杨素笑笑说：“奇章公可说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

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不久隋文帝授牛弘大将军、吏部尚书。

当时，隋文帝又令牛弘和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人一起，召集各位儒生，讨论新法中杀人刑法的轻重，牛弘所提出的见解，众人都很佩服。独孤皇后去世，自三公以下的大臣，都不能决定安葬皇后的仪礼。杨素对牛弘说：“您是老学者，时人都很仰慕，今天的事，就要请您决定了。”

牛弘一点都不推让，一会儿，仪礼都安排好了，而且都有根有据。

杨素感叹道：“士族的礼乐制度都在牛公这里了，这不是我们所能赶得上的呀！”

牛弘因为三年的守丧期，大祥、小祥祭礼的举行在时间和规格上都有所缩减，服丧十一个月便举行小祥之祭，无前例可循，把这告诉文帝，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确定服丧之礼，是从牛弘开始的。

牛弘在吏部，选举人才时，先看德行，后看文才，务在审慎，虽然选人稍缓，但他所进用的人，大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善鉴赏，很机敏，清廉、谨慎无与伦比，但他爽俊有余，形迹似嫌轻薄，当时执政多因此而怀疑他，只有牛弘深知其真才，推心委任。隋代的选举到这时才最公允，当时人们更加佩服牛弘见识的远大。

杨广为东宫太子时，几次给牛弘赠送诗书，牛弘也有诗书回答，到杨广继位后，曾赐牛弘诗道：“晋家山吏部，魏世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

一起被赐诗的，至于文词的赞扬，没有赐牛弘的诗这么美的。

杨广曾把牛弘引到内帐里，赐他与萧皇后一起同桌饮食，他所受到的礼遇亲重就到了如此地步。牛弘对他的儿子们说：“我受到了非常的待遇，承受大恩，你们这些子孙，应以诚实、敬职自立，以报答朝廷的大恩。”

随同隋炀帝巡幸江都，在江都郡去世，时年六十六岁，杨广伤悼痛惜不已，赠予甚多，归葬安定，追赠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号叫“宪”

。

牛弘荣宠当世，但车子、服饰都很一般，对上尽礼，对下尽仁，讷于言而敏于行。隋文帝曾让他宣布圣旨，牛弘到阶下，不能说话，退回拜见皇上，道歉说：“我都忘了。”

文帝说：“传几句话，这只是点小才，你都不行，看来你不是当宰相的料子。”

更加称赞他的质朴正直。

牛弘生性宽厚，笃志于学，虽然公务繁杂，但是手不释卷，隋代旧臣，能始终得到信任的，只有牛弘一人而已。牛弘有个弟弟叫牛弼，好喝酒，一喝就醉，曾因醉酒，射死了牛弘牛车上的牛。牛弘回家，他妻子对他说：“小叔射死了牛。”

牛弘听了，无所怪闻，只说：“作菜吃。”

牛弘坐定后，他妻子又说：“小叔忽然射死了牛，真是怪事！”

牛弘说：“我已知道了。”

他脸色不变，仍旧读书，他就是这样待人宽和。

牛弘，是开创藏书史研究第一人，对隋代以前书籍亡佚进行了历史研究和总结，提出了著名的藏书“五厄论”

，对后世的藏书文化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