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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辰儿你莫非真是在跟孤王玩弄机巧（第2页）

那时的大秦，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最为薄弱，且四周强敌环伺，急需快集聚国力，因此需要高度的执行力和上令下达的制度。然而，儒家理念与法家思想在这一关键时刻存在冲突，为了扫清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商鞅果断下令，严禁民众研读《诗》《书》。

这两部典籍实际上是周朝遗留下来的行政规则与礼乐规范集合，换言之，它们记录的是古老而不再适用战国时期的治国之道，对于当时秦国而言，这类书籍确实弊大于利。

再者就是“重农抑商”

，父亲，你认为商人的本质是什么？”

“商人追求利益，唯利是图，他们可以为了物质利益而忽视道德和法律。”

“完全正确。”

赵辰赞同地点点头，心中对这位千古一帝的眼光钦佩不已。

“我大秦之所以能成功变法，关键在于保密。我们切断了对外界的一切消息，将自己从六国的纷争中抽离出来，秘密进行变法。否则，他国会坐视你们变法成功吗？恐怕他们会不择手段地阻挠变法进程。譬如韩国因攻打齐国之举引起魏国警觉，导致其变法未能彻底完成。

所以，商鞅为防止信息泄露，禁止秦人从事商业活动，并严格限制外国商人在秦国境内的经营区域，只允许他们在限定区域内与秦国官员交易。也就是由国家作为中介，与六国商人进行官方贸易，然后再通过官方渠道销售给国内百姓，以此隔绝商人之间的交流，确保变法机密不被外泄。

变法成功的秦国定都咸阳后，吸引了大量六国商人前来投资，使咸阳迅崛起成为可与齐国临淄、魏国安邑相媲美的商业重镇。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选择秦国，恰恰说明秦国并非排斥商人，而是对其进行有效管控，以防国家机密泄露。

儒家学派往往无法洞察其中玄妙，仅看到表面现象。实际上，商鞅的变法如同兵家谋略一般，每一步棋都经过深思熟虑，一旦行差踏错，变法便会功亏一篑。”

“说得没错，商君确是一代奇才。”

“法家与儒墨道三家还有一个显着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寻求共赢。儒家从统治者的角度出，认为只要君王施政得当，人民自然会受益。这种思维并未站在人民的利益角度看问题，故缺乏实际操作性。

墨家则立足于底层平民的角度，整套理论体系致力于保障百姓获取人权与利益。但这样一来，极大地压缩了贵族和君王的利益空间，要知道，在当时社会，他们是权力的核心，若不顾及他们的利益，他们怎会支持变法？

道家主张小国寡民，提倡人们减少欲望以求社会安定和谐，各安其分，互不侵犯。但在现实世界中，强者必然会影响弱者，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单纯强调减少欲望并无实际意义。

法家所提倡的正是‘双赢’！一个社会稳定进步的基础，绝对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比如，如果一部法律过度偏袒底层民众，却忽视了权贵阶层的利益，那么这些权贵凭什么还要花力气去管理国家？不如自己做点小生意算了。如此一来，商业停滞，商品流通受阻，甚至商人不再雇佣工人，许多人失去生活保障，国家也将丧失活力，距离衰败不远矣。

因此，一个有效的制度必须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共赢。君主渴望建立强大的国家，不受外来侵犯，内部臣民不生叛乱；贵族希望君王公正对待，从民众那里获得应有的回报；民众则期望温饱无忧，免于战乱流离，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如何让君主、贵族和民众达成共识？答案便是制定出符合多方利益的‘制度’。这便是法家治国原则：应时而变，治国无定式，便国不循古！”

“应时而变，治国无定式，便国不循古！”

嬴政再次沉吟。

“辰儿，这句话孤怎么没听说过？法家有这样的原则吗？莫非你是编造的？”

“额………”

真的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