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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

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言不盡，觀頓。

「對不起，我不該問你這些事。」趙捷擦掉自己的眼淚：「你就當是我傻，是我不懂事，是我不知輕重，都是我的錯。你別生氣，也別難受了好嗎？」

杜譽並未給他答覆，而是逕自娓娓道來：

「你應該知道，舊社會的時候，有很多有錢或者有權勢的男人會娶好幾房太太。當時雖是一夫一妻制，但規定說娶妾不算婚姻，算不得重婚罪。周榮璋也不例外。他年紀輕輕就成了角兒，風流倜儻，才華橫溢，溫文爾雅，彬彬有禮，萬人追捧。在那個天災人禍頻發、飯都吃不飽的年代，願意嫁給他、跟隨他的女人多了去。」

趙捷屏住呼吸，大氣都不敢出。

作者有話說:

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柳永《晝夜樂·洞房記得初相遇》

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言不盡，觀頓。顧貞觀《金縷曲（二）》

第54章

屋裡只開了檯燈，靜下來時能看到極細小的塵埃在空中漂浮。

「我母親很愛他。按照我母親留下的回憶筆記所說，他們兩個人是老鄉，性情相近，志相投，碰到一起就有說不完的話、聽不膩的戲。他們曾經一起在遙城泛舟湖上，互訴衷腸。但我母親那時只是個初出茅廬的年輕戲子，遠沒有後來的名氣，比不得他的原配妻子背後人脈樹大根深，也比不得他那幾房妾室各有各的風情。或許在他眼裡，我母親和他身邊的鶯鶯燕燕沒有任何區別。」

「他的原配妻子曾經是上海大戶人家備受疼愛的小姐，因為請了戲班子來家裡演戲認識了周榮璋，十幾歲時為了嫁給他與他私奔。她的娘家人一開始與女兒鬧得不可開交，後來見她鐵了心，便接納了這個女婿，用盡全力扶持，來讓女兒過上好日子。周榮璋曾經發過誓，永不休妻，也永遠不會有平妻。」

「他給我母親介紹了許多演出的機會，說想娶我母親做妾。我母親不願意。」

「我母親原名杜芷蓉，生於191o年，從藝後改名杜心苓。她早年長在書香世家，後來家道中落，但家裡人也送她去讀了書，直到家中又遭重大變故，她才不得不做了戲子來養活自己。她當年自認為和眾人口中的下九流不一樣，她覺得自己有骨氣，雖在戲台子上穿著舊時代的衣服，卸了妝卻想做個女性。她要尊嚴、要自由選擇的權利，要男女平等、彼此絕對忠誠，不願意為了感情摧眉折腰、委身伏低做小。」

杜譽的語氣很平穩，但借著燈光，趙捷發現他的眼淚又一次流了下來：「她是我最敬佩、最愛戴、最親近、最尊重的人，是我唯一的親人。世上沒有人天生低賤，我恨透了那個敲骨吸髓的世道。」

杜譽的聲音很低：「周榮璋對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麼？我說不清楚。他是個自私又懦弱的男人，害了我母親一輩子。我的出生就是個錯誤，我寧可世上從沒有我這個人，從沒有我這個『杜遇』。」

「我恨他，倘若我母親從來沒有遇見他，一生必定平安喜樂、兒孫滿堂、福祿綿長。可是他對我有恩，在我母親過世後，他養了我整整十年，把他畢生所學所悟傾囊相授，給了我安身立命的本事，在最艱難的日子裡他都快自身難保了也沒有丟下我不管。我不知道該如何評價他。對我來說，他先是我師父，才是我父親。他被人害死，替他報仇是我的本分，算是對得起他對我的養育和教導之恩。」

趙捷輕輕攬住他的肩膀，試圖給他寬慰。

「我母親在上海與他分道揚鑣，他留在了那裡。我母親則去了北方，給老百姓們演出，創作了很多貼近生活的劇目，還義演捐款賑災，名氣越來越大、越來越好，一直沒有嫁人。五十年代初，我母親回到遙城參與省京劇團的建設，沒成想幾個月後周榮璋也回來了。」

「當時周榮璋的原配夫人已經病逝，至於其餘妾室，按照規定全部遣散了。他孤身一人與我母親重逢，一同為省京劇團的成立付出了極大的心血，而後想和我母親重修舊好。但他原配的子女們一致不同意。」

「為什麼？」趙捷不解：「多了一個人來照顧他們父親的晚年，還是與他們父親兩情相悅的貼心之人，對他們來說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

杜譽搖了搖頭：「倘若周榮璋和我母親合法結婚，他婚後所得的財產就有我母親的一半，如果他和我母親有了孩子，更是麻煩。那些人怎麼肯？他們從上海跑到遙城來鬧事，反覆對周榮璋說：『你們可以在一起生活，但絕對不能領那張證。你是個吃軟飯的男人，別忘了你年輕的時候只是一個籍籍無名的小戲子、下九流，靠誰才能有今天。你不配續弦。』」

「我不怪他們。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是人性的真實。更何況他們和我一樣，都攤上了周榮璋這個花心、薄情卻又深情的父親。後來周榮璋為了收養我，提前把自己的財產都分了下去，只留了京劇行頭和夠我們生活幾年的錢，還有他的退休金。」

杜譽這話讓趙捷有了醍醐灌頂之感：怪不得他之前會那樣說。

年輕人一瞬間無比痛恨自己曾經的遲鈍，杜譽曾經的感嘆縈繞在他耳邊：

婚姻是一種財產關係，一種維繫生活的方式。很多相愛的人並沒有結婚，很多結婚的人也並不相愛，但只要走進婚姻，就會涉及私有財產分割和繼承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