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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一样小心。”

我拍拍他的肩，把脸转向西蒙，“请相信我，我会保护自己的。如果我还做出什么冲动的事，玛瑞莎是不会原谅我的。”

于是，我做的事在只限于戴斯先生、西蒙、拉丰还有几个抵抗组织的成员知道。我瞒住了母亲和其他人，甚至连我的秘书皮埃尔也认为我不过是用“比以前多得多的工作”

麻痹自己而已。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逃亡者开始传言：在抵抗组织里有一个代号为“天鹅”

的人，他负责藏匿一些从盖世太保手里逃出来的人，把他们送到占领区和傀儡政府的交界处，从那里逃出国境线；或者利用演出的机会把他们送到瑞士边境。

1941年春，“天鹅”

的触角第一次伸到了暗杀领域。在一次针对德国兵站的爆炸行动以后，他变成了地下抵抗组织中有名的人物。

而我也从那个时候起，开始期待着与波特曼少校有一次实力等同的交手。

1941年的巴黎是德国人发财的好地方，但对犹太人来说，这里变成了人间地狱。

刚开始，他们对这个可怜的民族的反感仅仅表现在恶作剧上，比如砸碎橱窗玻璃、强迫他们在马路上向德国兵行礼之类的，但盖世太保渐渐不满足于此了，他们亲自出马，有步骤地对犹太人没收财产、隔离监禁、赶尽杀绝……

五月二十九日，官方颁布了一条新法令：“……凡六岁以上的犹太人，都必须用黄布制作一枚手掌大小的黑边六角星，牢牢缝在上衣左胸显眼处，上方用黑笔书写‘犹太人’的字样，不得有任何违命……”

真是令人恶心的命令。

所以当我看见德亚律师神色憔悴地戴着那个东西坐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不可遏止地愤怒起来－－

“他们把这里当成屠宰场了，那些畜生！”

“夏尔特。”

慈祥的老先生非常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你知道我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他们在每个占领区都这样做，从巴黎沦陷那天开始我就明白这是迟早的事。”

“您真的要走？”

“是的。我已经托人帮忙打通了关节，下个星期就带着全家去北非，然后到美国。”

德亚先生从公事包里拿出几份文件，“这是办完的过渡手续：你所有的不动产和证券全部划归伯爵夫人，留在你手里的只有‘夜莺’的一部分赢利和现金。”

“谢谢。”

他疲惫地笑了笑：“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工作了。孩子，好好保护自己吧。”

我从窗口目送德亚律师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把文件锁进保险箱。

抵抗运动比前一年更加激烈，自从我开始接手一些暗杀任务后就知道必须为母亲和朋友们做些事情，这样即使我碰到什么意外也能安心。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

我清楚自己做的事有多危险，德国人对付我们的手段太多了，每一次行动都像在刀尖上跳舞；就在不久前，第一批空降到法国的12名电报员刚刚找到马塞的一座安全房屋时就发现盖世太保在那里等候他们。从一个被捕的间谍口袋里找到一个地址本后，猎犬们蹲在那儿逮个正着。我不希望这样的事也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尽量使用单线联络，包括今天晚上的行动。

在瓦尔叶泰剧院的演出途中，一名来自德国国家警察局的特派员和法国警督皮埃尔·伯尼将成为狙击手的目标，后者是一名无耻的叛徒，曾经多次组织了对犹太人和抵抗者的残酷清剿行动，因此不能让他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任务是把狙击手化装成临时演员带进剧院，送到舞台上方的灯光支架上，事成后再利用同样的身份把他送出去。所有的步骤都已经排演过无数遍了，今天上场的人都是我在“夜莺”

中安排好的，如果不出现意外，那么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我从来都只打60％的胜算，剩下的40％得靠运气和应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