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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过去了，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这件事的报道，那么证明少校果然做了淡化处理。但他的伤又怎么样掩饰呢？我不认为他还能像以前一样若无其事地处理公务，露旺索的报告也表明他现在的一举一动很吃力。

“……少校几乎不外出，就呆在家里或着办公室。”

他在昨天晚上告诉我，“派去监视的人都发现我们这位朋友好象生病了似的，脸色苍白，总是很疲倦的样子。他取消了不少的视察和审问活动，安排了大量的案头工作，这和前段时间比起来显得很不寻常……”

我询问他是否在少校身边见到了贝尔肯中士，露旺索回答说是的。

“他每天早上从军官公寓里出发，然后来到少校的办公室里做自己的事，有时候代替少校出去，除此之外他一直在他身边。但我觉得他好象完全没看到自己长官有什么不对劲儿，平静地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几乎可以肯定那位酒红色头发的副官有问题－－谁会对自己长官明显的身体不适表现得那么漠然呢？

如果开枪的人真的是他，他一定是要至我于死地。但为什么他不借助盖世太保的手来对付我而要自己干呢？他要是真的怀疑我威胁到他的长官，第一反应应该是用正常的渠道来解决我才对，这样成功的几率也要大得多。

难道是为了保护少校的名誉？

那么波特曼少校应该成为他的同伙才对，他没必要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给他制造危机的人。而且在事后他显然是故意在掩盖什么，仿佛尽量把事态控制在最小的范围里。按照他以往的性格，这可是深入调查的好机会啊！

这件事前前后后都矛盾重重，多想一想都让我脑袋发疼。我按住额角用力揉了揉，此刻一个念头闪电般窜过我的脊椎－－

莫非，中士的行动是私人性质的？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指一下子收紧了：对啊，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一切！

少校没有命令他来杀我，所以他不能通过军方来做这件事，而且也不能让他的长官知道。少校没有预料到部下的这次袭击，因此才会负伤。

我在脑海中努力回忆那头酒红色发丝下端正却毫不起眼的脸，那张脸上并没有任何狂热的东西，但我知道第一次见面时它就没有给我留下愉快的印象。如果他的个人行为可以达到这种程度，就不得不让我产生新的怀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车窗外的梧桐树整齐地向后倒退，我心不在焉地慢慢开着车，满脑子都是问号。

街道上萧条的景象没有什么改变，我看到衣衫单薄的行人抱着纸袋急匆匆地赶路。寒风使人没办法在户外逗留，但回到家里也不见得有多少煤和木柴来升起壁炉。

两个穿军大衣、背步枪的德国士兵叼着烟卷在商店旁边拉扯一个佝偻着身子的老人。我从他胸前黄色的六角星认出了他的身份－－犹太人。

他们推搡他，强迫他低下头，把他怀里少得可怜的面包弄到地上。老人脸上的皱纹仿佛更深了，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向这两只畜生行礼，然后捡起面包离开，把些那恶心的笑声留在身后。

我熄了火，看着这一幕在眼前发生，嘴里泛出一股酸味－－

占领军就可以如此！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没有人能阻止他们的狂暴与骄纵，他们在这里充当着主人的角色！他们的眼睛里毫无例外地闪耀着一种优越感，还有不可一世！

唯一例外的大概就是波特曼少校了吧？

他也许永远不会参与这一类的游戏，只看着他的同胞们作威作福，然后露出嘲讽的冷笑转过头去，像观赏一出拙劣的游戏而显得极不耐烦。为什么我会在一年前把他简单地看成一个刽子手呢？难道玛瑞莎的死真的给了我一个错误的信息吗？

我竟然有些不明白自己究竟对那个男人怀着什么样的看法：如果我能够单纯地恨着他该多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