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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我有点儿累。明天保利还有一场，我想好好歇歇。”

我敷衍着。

“那好吧。不过，保利这儿完了只能歇一天，紧跟着还有北京音乐厅的三场呢！真够呛。”

马潇潇摇着头，松开了手。

过年过节我们乐团最忙，圣诞音乐会，新年音乐会，新春音乐会都连着。

“好好玩儿，哥们儿先撤了。”

我拍拍他的肩，转身往外走。

“小马哥，你好了没有？”

门外传来一个悦耳的女声。

“好了，好了！”

马潇潇拎着双簧管的黑盒子和衣袋从我身边闪身而过，转眼混迹于一群男男女女之中。

回到家，泡个热水澡，欣赏着最喜欢的管弦乐作品――德彪西的《海》，我一口口啜着杯中物，聆听着海的潮起潮落，细小浪花的互相追逐，海风呼啸，惊涛拍岸……

每天临睡前喝点酒的习惯已有两年，本来是为了治疗失眠，但没想到失眠症未愈，酒量到是见长。几杯酒下肚，头有些昏沉沉的，却没有一丝困意。

思念，好象藏在心中长着利齿的虫。一旦抓住心灵的空隙，它就会从沉睡中醒来，偷偷噬咬你的心脏。这时，这条虫改名叫做“痛”

。

我缓缓滑下沙发，坐在地上，额头抵着膝盖，任凭“思念”

这条虫在心中一点点褪变为“痛”

，我却无能为力。

“小睫，你现在在那里？你是否和我一样正在聆听德彪西的《海》？你－是否－想到我？”

＊＊＊＊＊

我从小生活在北京城西、地处于公主坟的空军大院里。空军大院里住的都是空军的高官，那一幢幢两层带小院的将军小楼就是证明，据说军委的xxx是我们院的常客。我们家虽然不够级别住将军小楼，住房还算宽裕，我的父母住一套两居室，我住他们对门儿那套一居室，基本上我算独立生活。我那肩扛两杠四星的父亲，整日研究着那些他认为是最高机密，对我来说就是有人掰开揉碎给我讲也听不懂的空中国防。我的母亲是空政的歌唱演员，整日忙于各种慰问演出。总的来说，我大部分时间处于“无政府状态”

，小部分时间处于父亲的拳脚和母亲的温柔的双重笼罩之下。

空军大院的东门，也称后门，隔一条小马路，是新华社宿舍的后门。这条小马路北临长安街，南通铁道，不通公交车，罕有车辆，十分安静。马路以西是空军大院的绿化带，马路以东归新华社大院。两个大院展开绿化大赛，因此马路两边绿地郁郁葱葱，杨树高大挺拔，成为学生们的乐土。这附近唯一的一所小学和中学成了两个大院的子弟学校，空军子女和新华社子女各半。由此，各校各班也相应分成两大派系，矛盾不休，恶战不止。这争斗特指男生间的，那些女生倒是相处得其乐融融，不问出身。

海与日出印象by　于睫

我14岁读初二那年成为我们班空军派的头儿。这主要是因为我能打，而且和新华社派的头儿于瞳动过几次手，不分胜负。其实我们空军的小孩儿打起架来都不含糊，军人家庭的孩子都是被家长打大的。常挨打的人在挨打的实践中也总结了打人的经验，动起手来自然比新华社那帮知识分子家的小孩儿狠毒。我在这帮空军大院的孩子中最能打，得益于打我最狠的父亲。记得四岁那年我奶奶去世，我在灵堂前发现一盘生大米，说了一句“怎么让奶奶吃生米？”

引得一阵偷笑。悲愤交加的父亲飞起一脚将我踢飞，我连打了两个滚儿后晕了过去。自此，踢飞腿成为我打架时的必杀技。另外，我习惯动脚不动手还有一个原因，我自5岁起练小提琴，手不能带伤。

有一次于瞳带着一帮新华社的小孩儿袭击了一个落单的空军子弟。第二天，我就带了几个能打的高手隐蔽在空军大院后门的树丛中，盯着对面新华社大院的后门，死等首犯――于瞳。

“头儿，于瞳他弟。”

杨乐飞指着对面一个拎着提琴盒，戴着红领巾的小男孩，“放他走吗？”

看那小孩快走到大门了，我咬着牙说：“反正他们是一家子，揍他！”

七八个喽罗飞快地穿过马路，向戴红领巾的小男孩跑去。

那小孩好象看出他们的不良企图，跳上草坪想抄近道进新华社后门。跑在最前面的杨乐飞一伸手几乎就要抓住他了，脚下一拌，趴在了草地上。他伸手抓住前面那孩子的裤子。那个男孩儿穿得是那种腰里有根松紧带的裤子，没系皮带，被杨乐飞一拉一拽，裤子连带内裤一起被扯至膝盖，重心不稳地栽倒在草坪上。

杨乐飞爬起来飞起一脚踢向他的侧腰：“我让你跑！”

其他几个人也相继赶到，拳脚相向地教训起他来。这种小角色不配让我出马。我慢悠悠地踱着方步赶到现场，透过喽罗们身体间的缝隙，看到两条在绿色草坪上胡乱蹬踹的雪白的光腿。

没来由的，我心中抽搐了一下，大喊一声：“停手吧！”

打手们散开，地上的人侧躺着，双腿蜷曲，压抑地发出“唔唔”

的哭声，红领巾歪到了一边，上衣扣子也掉了两颗，露着半个胸脯，衣服上有黑色的鞋印，光裸的双腿也布满淤青和黑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