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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逃往江城市（第4页）

母亲的点拔下，老妈购置了一套“剃头家什儿”

，打着“唤头”

走街串巷开始做起了“剪头生意”

。好在母亲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和相对较好的“悟性”

，很快就入了“门儿”

。两个月下来真的比做临时工多赚了不少钱。正如老话所说“万事开头难”

。老妈做“剃头生意”

的头一个月，因手把不行没少“作鳖儿”

。动不动就把人家孩子的头剪得“老砢碜”

了。没办法老妈要么是连“一毛五”

的剃头钱就不要了，要么就是流着泪动之以情地给人家赔不是。就这样不乏智慧和心灵手巧的老妈总算熬过了初期那段最难熬的岁月。当时，一家6张嘴才是生存的第一要务。所以家中的孩子老妈是一个也顾不上了，只能任其自生自灭。在那段时间，淑峰姐14岁正在船营四小读书；三哥贵章9岁在五小读书；我6岁、老五3岁、久章还不满周岁，只能丢在家里“放羊了”

。说句实在话，那段岁月在我们这个家庭谈论“父爱或母爱”

简直就是一种“奢望”

。稍大一点的淑峰姐、贵章哥和我在家境尚好时好歹还得到过一些父爱和母爱的“滋润”

，唯有老五（生在3年困难时期）和久章亏透了，几乎在整个童年时期“父爱和母爱”

都是跟他俩不沾边的。因为那时母亲要拼上老命先顾孩子们的嘴，根本没功夫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记得那时候，我跟老五领着久章整日就象“流浪儿”

一样在船营区西关这一带旮旯胡同到处乱窜，小白山、温德河、十四小、五座坟、西大营、江城酒厂、道北大车店、头道码头、洋灰台子、北山公园、航海俱乐部等地无不留下我们这群“半大小子”

打闹嬉戏的足迹。现在看来，像老五和久章这么小的孩子跟我们这些稍大点的一起混能活下来还真算命大。有三件事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很清楚：

第一件是1966年11月大院“王三”

领我们哥仨到头道码头下坎“馅饼铺”

骗吃馅饼的事。王三大些心眼多，花钱买一两馅饼票（一两一张），接着去店外用圆珠笔把“一”

上下各加一横再变成“三”

，然后再让我们三人中的某一个轮班去领馅饼。就这样前两次都得逞了。第三次轮着久章去取饼了，兴许人家早就有了警觉，所以终于让付饼的识破抓着久章就去找开票员对票根。王三一看不好转身溜之大吉，我和老五也吓跑了。唯独久章让人家给打了几个“耳刮子”

才给轰出馅饼铺。打那以后，这类弄巧成拙的“傻事”

我们再也没干过。当时，我们家住船营区临江街道第九居民组。整个大院有3o多户人家，且每家每户的孩子都挺多。

大户人家有老单家、老付家、老于家。我家靠江边小院住有金成章家、张林家和老唐家。其中老唐大婶任居民组长，是位精明干瘦且很会搬弄是非的老太太。老唐大叔是个心地善良且不乏助人为乐品行的铁路工人，在龙潭山火车站当调度员。他们膝下有唐立萍和唐立花俩姑娘。其中唐丽萍是领养的，唐丽花是自己生的。在我们童年的记忆中，唐丽萍长相不错，但书读得一般，把心思好象都用到了出卖自己的“色相”

上。唐家二老一度被唐丽萍气得鼓鼓的毫无一点办法。丽花容貌普通，但老实懂事从不惹爹妈生气。临江街道九组和八组相邻，加在一起有百十个孩子。每到星期礼拜两个组的孩子都聚到一起“打口袋”

、“踢毽子”

、“跳大绳”

，干啥的都有，老热闹了。尤其快过春节的时候，孩子们没有一个不盼年的。因为只有过年，孩子们才能混上两联“小鞭”

或几块糖果，家庭条件稍好点的，象“该东”

、“单四”

、“老白”

等兴许还都能做上一件新衣服。我家当时是两个居民组最穷的，故老妈能为我们包上顿饺子和买回点糖块、冻梨已经是相当不错了。至于穿的，寒酸得简直无法形容。

第二件是1967年冬天去北山冰场打“冰溜儿”

。怕3岁多一点的久章被冻坏我坚决不带他去，但他死活非要跟着。到了北山冰场，久章棉袄的两只袖口竟因擦鼻涕眼泪已经被冻得“梆硬锃亮”

。不但久章如此，其实这种穿戴简真就是当年我陈氏兄弟的“标配”

。艰辛的童年生活，与吃不饱穿不暖相伴的是随时都可能潜在“性命之忧”

。那时，在一块玩耍的孩子，磕磕碰碰简直就是“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