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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孤寡坠寒窟（第2页）

魁竺姐夫与淑峰姐初识于明城公社明城大队。一次，他在与另外一名同事到明城大队搞外调时偶然间与淑峰姐相遇一见钟情，并从此正式确立恋爱关系。随后，淑峰姐有一天将魁竺姐夫带到了同父异母长兄陈翰章家，意在征求长兄意见帮着拿拿主意。翰章大哥对淑峰姐所选的意中人非常满意。似乎就是这次与长兄相见，大哥才认为必须得把姐姐的富农成份跟魁竺实言相告。当魁竺姐夫得知这一情况后，最初几天绝对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的，深怕娶了个富农妻子会影响了组织对自己的提拔。好在魁竺姐夫是个很讲良心的人，加之他在心里也的确深深爱上了淑峰姐。所以他毅然决定向组织坦陈此事。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这一步做得很聪明，体现了他对党的绝对忠诚。此后这件事不单没有成为他政治上的“绊脚石”

不说，而且还得到了上级组织的理解和支持。

当母亲弄清了上述情况后，才终于打消了顾虑姐姐被骗的担忧。因为她实在耽心“女怕嫁错郎”

的悲剧生在自己心爱的女儿身上了。

继父的撒手人寰使我们这个失去了“顶门杠”

的家庭生活一下生了“天塌”

般的逆转。除贵章哥外，远道而来的哥哥姐姐和姐夫们都6续回归了各自的生活空间。唯余寡母领着仨儿一女还得在这举目无亲的腰杭乃继续活下去。当时的我只有14岁，还是一个不谙世事和尚未形成三观的翩翩少年。好在小小年纪毕竟亲历了生父突然病亡、寡母文革茹苦谋生、继父一放苏可农场、二放大屯腰杭、再到客死他乡的跌宕人生历练，过早地形成了不肯向困难低头的意志品格和乐观的人生态度，所以我才能毅然担起家庭生活重担，陪着母亲走过那段异常艰辛的生活之路……

先，继父的突然病逝带给我家的是来自生活上的重压。要不咋说“穷人孩子早当家”

是生活逼出来的“真理”

呢！继父活着的时候，我们家的生活可谓衣食无忧，且生活锁事完全由继父一人操持。从某种程度上讲生活水准甚至要高出同一时期城里和本地乡村人很大一截。说白了那种生活安逸是继父凭借个人本事给我们创造来的。比如说，母亲在生小妹期间他提前备下的主副食品就绝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到的。事实上在这方面他的确是个有常思维和特别招法的人。换言之，他是个能把“舍与得”

辩证思维玩得游刃有余的“人生高手”

。只要他活着，家人就能活得像在天堂一样；他死了，家人也就好比坠入地狱一般。就拿烧柴这件事来说吧，初到腰杭时他得带着我们自已去搂柴禾烧，但一段时间以后就变成有人专门给我们家送柴禾了。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其实，这是他用自己的“舍”

换来的。即要么是在对方有急需的时候他把钱借与对方然后不要了人家才换了种方式给他送来了柴禾；要么就是给对方办事，人家为了答谢他才给家里送来了一些柴禾。总之，他是个能把“若预取之，必先予之”

人生哲学应用得恰到好处的一个绝对“高人”

。继父死后，第一个压到我肩上的就是解决烧柴问题。漫漫冬夜，居家过日子没有烧的可不行。所以我一有空儿就带着老五到地里去割秋天人家没放倒的包米杆往回背。在1973年春节前后那段时间，我们哥俩通过连挑带背硬是弄回了一垛玉米秸。因此缘故，我跟老五的肩膀头那段时间一直都是“血印”

的，晚上睡觉一碰钻心的疼。此外，冬季挑水也是个挺难的事。当时住在腰杭二队时，全队都吃队部门前那口井的水。那是一口安有辘轱把的水井，井深约有3o米，一个井绳的终端吊着一个胶皮柳罐，每摇上来一桶水都得费很大的力气。自打继父被大队抽出经常跑采买后，去井边担水的事就自然落到了我的身上。起初妈妈怕我压坏了先是按半桶往回挑，挑了几天我就开始挑整桶水了。挑水最难的季节是“三九天”

。此时别说我这个未成年人，就连大人走上井台打水都得加老小心了。在滴水成冰的三九天去担水，井台上的冰台冻得老高，每摇一柳罐水都可费劲了，一不小心脚“踩秃噜了”

被飞转动的“辘轱把”

打伤是常有的事。有一天，在春节前的一个霜雾蒙蒙的早晨我又去担水了。那天气温特别低，每哈口气都能立马在眉毛上凝成霜花。当我把最后一柳罐水刚摇到井口用左手抓住罐把挡到井裙上时，我的左脚突然踩滑导致身体失衡，左手抓着的柳罐瞬间脱手坠入井中，让飞转动的辘轱一下把我从井台打落下来。好在是自己戴着一顶狗皮帽，头顶被砸了个大包，门牙被磕掉一颗，总算躲过了一劫。凡事往往都是“吃一堑长一智”

。打这以后，我开始格外注意登上井台脚踩地这一环节，不踩实脚跟绝不轻易摇动辘轱。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

。自此在腰杭生活的一年多时间里再也没有生过类似的险情。

难怪人们常说“吃喝拉撒无小事”

，“柴米油盐愁死人”

。除去搂柴、担水这类生活锁事外，还有碾米种园、养猪做饭、和泥抹墙、对外跑跑颠颠等事一古脑都压到了我的身上。此时，和我一般大孩子大都在父母的羽翼下专心学业，但我则要替母亲分担生活重压，帮助妈妈跑起生活“龙套”

。当时，困扰我家的头号难题是3个小子太能吃，外加副食匮乏油水小，每月的供应粮总得差个8至1o天揭不开锅。没办法只能以“瓜菜代”

的方式缓解口粮的严重不足问题。

现在说来也不怕“砢碜”

了。1973年春夏季节，我家老五和老六动不动晚上就饿得直哭。无奈，我跟母亲曾采取三种方式解决“粮荒”

问题：一是我跟老五曾不止一次地上树撸过榆树钱然后掺到包米面里烀大饼子；二是去农场托人特批一部分麦麸子掺到白面里头蒸饽饽；三是找继父生前的老朋友弄一点原粮补充口粮的不足。记得当年因吃麦麸子掺白面蒸的黑乎乎的“面饽悖”

竟让我们哥几个干燥得连屎都拉不下来，没办法不得不偷偷请村医陈国顺大哥过来帮我们灌肠解决拉屎问题。其痛苦程度至今想起都令人不寒而栗。按说，一帮半大小子生活在遍地是粮的农村本不该饿成这个样。据我所知，当时很多人家的手都是“不老实”

的，但我们的母亲却教育我们“宁可饿死也不能干不劳而获”

的偷盗行为。现在看来，母亲这么做没有错。倘若她对孩子们的偷盗行为不加制止反倒推波助澜的话，那么我们哥仨或许早就走上了一条人生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