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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记得去年大学毕业时，全班有二十七个同学报名参加了司法考试，到了年底成绩出来，只有我和任建通过。只有！

我和任建都是骄子！

然，捡得起的旧事似乎已经到此为止，捡不起的旧事却偏偏挥之不去。

我清晰地记得，那是今年元旦收假后的第一天，两位骄子转坐了三路公交车来到位于顺城大街的金融大厦的楼下。一个骄子仰头看着那高耸的、笔直的、全益州市最高档的甲级写字楼，心中的激情澎湃如潮；另一个骄子的心态或许不同，但他的声音竟微微发抖。

因为两个骄子都知道，金融大厦第18层就是仁至义律师事务所。

全西川有一半的律师集中在益州，而益州的精英律师一多半在仁至义。仁至义就是全省律师行业的翘楚，是我们所有法学院学生心中的神圣殿堂。仁至义的主任谷之依，是一位传奇到让我们只能仰视的美女律师。

她是我们心中的女神。

然而，我和任建到底没有见到我们的女神，甚至没有见到仁至义任何一位律师。因为，我们被那个左侧嘴角有颗淡褐色花痣的前台小妹以没有预约的正当理由拦在门外。

纵然如此，我和任建不但没有丝毫的沮丧，反而大赞唯有花痣小妹这般严苛、高冷、霸气，才配得上仁至义三个字。

花了两个小时上网，我和任建将我们简历很是简单地写下，然后泼墨重染我们对仁至义的仰慕之情，以及非仁至义不栖的凤兮凰兮之决心。

简历发出以后便再无消息，我们由憧憬至焦虑，再到失望，最后几近愤怒。这个过程很残酷，残酷到它并不像捏爆气球那般瞬间破裂，而是针戳皮囊般慢慢泄气，直至我和任建的期望完全干瘪。

仁至义似乎并没有听到两位骄子的抱怨，我们的女神也没有感受到两位骄子怀才不遇的失落。我甚至一度怀疑当初电子邮件或许发错，直到第三次检查发件箱后才愤愤作罢。

熬过春节，我和任建匆匆赶回近水楼台。我们不约而同地痛陈了仁至义种种制度上的弊端以及有眼无珠、不识慧才等意识领域的缺陷，便把目光放在守国、群合、四方大几家我们眼中的二流律师事务所。

在明珠暗投的纠结中发完简历，我和任建击掌相互勉励进这些二流所只是一种暂时的委曲求全。

几天后我接到群合所的电话，一个充满磁性的男人声音问了我一些基本情况，最后说了句“有消息再通知你”

，以后就再没消息。而其他几家事务所更是连电话都没有一个。

我和任建投出的简历越来越多，无一例外都是石沉大海。随着简历沉下海的还有我们对律师行业的乐观以及莫名其妙的自信。到后来我们都心照不宣，别说一流二流，只要有家事务所愿意接收我们就行，只是谁也不愿意先开这个口。

我和任建也曾经以失败是成功之母自我安慰，但很遗憾，这个母显然不是妈妈，而更像是祖母，甚至祖宗。

时间随着泡面流逝，转眼已经到了4月初。春节期间我腆着脸敛收的人生中最后一次压岁钱以及经韩亚介绍的唯一一份短工所得的工资均所剩无几，任建也早就唠叨囊中羞涩。

昔日法学院的同学们在大四的时候或凭关系或凭能力找到了专业对口或不对口的工作，就连那些和我们一起参加司法考试最终失利的同学，也陆续开始领工资。而我和任建两个法学院骄子却天天在出租房内吃方便面，把前途的光明当佐料一点点吃掉。

我不是叔齐，任建也不是伯夷，我们不可能也绝对做不到去采薇度日。所以，在小心翼翼相互试探中完成交流后，我和任建终于达成共识买报纸看招聘信息。

就这样，我和任建成了西川上行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

上行所在蜀汉路一家梭边鱼的楼上，办公室有百多个平方，七个律师，其中三个为合伙人。

主任程守平，微秃，略胖，爱在膈肢窝下夹个皮包，很像农民企业家。副主任唐大波，戴金丝眼镜，牙略突，很有激情，用我们西川话讲就是很弹，我和任建背地里叫他唐暴牙。副主任李福，面白，眉粗，总是一付笑眯眯的样子，也是事务所领导中惟一看着顺眼的。

进了上行所我们才知道，除了我和任建，他们居然还同时招了三、四个实习律师。六、七个人囤积在上行所那窄壁的办公室，也可谓黑压压一大片。

我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副主任唐暴牙站在红色塑料板凳上，激情四射、张牙舞爪地给我们开会。

此副主任云：律师，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职业；是一个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职业。如此等等。一时间群情激昂，就连我也幻想着哪天能够突然做一单大业务，便可翻身成为大律师。

可是自那天以后，包括唐暴牙在内的合伙人就很少露面，其他普通律师也基本不到办公室，似乎所有人都忘记了还有我们这一大片嗷嗷待哺的实习律师。

刚开始几天，几位实习律师还天天到办公室，大家一起聊聊司法考试或者老家见闻什么的。一个月后，到办公室的人就慢慢减少；再到后来就只有我和任建，天天大眼瞪小眼，有一搭没一搭的闲扯。

我事后曾认真作过分析，并坚定地认为造成这种没落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没有精神食粮，即没有任何人对我们进行任何业务指导以及后续的励志洗脑；二是没有物质刺激，因为上行这样的小所对实习律师是不发一分钱工资以及其他任何补贴的。

中午的盒饭都是我们自己掏钱，谁捱得住呢？

在六月的一天，任建把包里最后的八十元钱分给我一半，黯然回到崇州老家，说是至少吃饭不要钱，绝然丢下我孤伶伶地兀自凌乱。

任建走后，我每天早上出门都要用半个小时纠结去哪里，想来想去还是只有到办公室；而到了办公室就看看书、发发呆，就连偶尔和内勤小妹聊天都显得心不在焉。

同样，每天下了班后我又要纠结何去何从，要么在空荡荡的办公室茕茕孑立，要么在街头人流中踽踽独行，直至天黑才坐公交车回出租房。

那段时间我很喜欢天黑，因为天黑以后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无所事事。这种无所事事，和白天那种明知道是蹉跎光阴的办公室却又不得不去办公室蹉跎光阴，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这样昏昏噩噩又蹉跎一个月，我茫然得快要麻木、沮丧得快要崩溃。至昨日，任建发神经似的突然打电话让我去崇州玩两天，说是看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兴许一出门便能峰回路转，又勉励我道车到山前必有路云云。

经过惨烈的思想斗争，我最终破罐破摔地下定决心多花十九元，若钱用完却仍然看不到任建所说的路，那我就厚着脸皮回老家罢。

呜呼！悲壮之日，乃公历2005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