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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所掌握的知识来看，绑架是一项失败率极高的犯罪。原本恶性犯罪的成功率就非常低，当中，绑架勒索的成功例子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递交赎金的时候，绑架犯必须现身这一点伴随着极高的风险。毕竟不能通过转账的方式交付赎金，而现金结算必须要伴随物理接触，大部分罪犯都会在这个时候被绳之以法。

而且，这时候的成功与否，不过是罪犯角度的价值观。若要站在受害人的立场分析——正如我现在的处境——在被绑架的那一刻，就已经十分地棘手。岂止是棘手，简直是束手无策。对于绑架犯来说，失败意味着“拿不到赎金”

或“被捕入狱”

；被害人希望看到的则是“人质被平安释放”

，这一点双方无法达成共识。

即便绑架犯被捕，如果人质惨遭杀害，那就不能称之为“突发危机解除”

。危机等于机会什么的，根本就是谬论。

或许处理绑架案件的搜查总部又会有不一样的观点。据说只要罪犯手中有人质或俘虏，警方就会以“撕票”

为前提部署作战行动。但是，如果要进一步深究，绑架真的是一项失败率极高的犯罪吗？

成功的绑架案例向来不会被大众知晓，这是常有的统计手段。成功案例不会被纳入统计数据，因为早就被内部抹除。

如果受害人与绑架犯间的交易成立，那就不会公之于众

——不，如果人质能平安归来，后续就算大张旗鼓地抓捕罪犯，也不用担心会伤及人质，所以这种时候还是会公开的吧？

但这时候绑架犯的目的一般是拿到钱后远走高飞吧……不过，被恶性罪犯绑架，按照对方的要求交付赎金本身就是不光彩且极具屈辱感的事情，多数受害人会选择保密。所以，不能简单地去判定事情的成败。

比如，虽然战争胜利了，但对于战死的人来说，是否能得到慰藉——类似于这种问题。

再说了，现在讨论概率根本毫无意义。毕竟这不是薛定谔的猫。今日子小姐现在有多大概率能获救，有多大概率无法获救，即便讨论出结果，也改变不了什么。

所以，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她。

可我只是区区一个员工，既不是今日子小姐的亲戚，也不是她的家人，甚至连朋友都算不上，需要为此背负这么多责任吗？我也不清楚答案。但眼下能拯救无依无靠的（我也不确定她是否真的是孤儿，至少至今为止从没听她提起过自己兄弟姐妹的事情）今日子小姐的，也只有我这个保镖了。

这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于罪恶感。原本保护忘却侦探是我的职责，再怎么后悔也无济于事，早知道就算是非工作日，我也应该紧紧地跟在她身边。

严格来说，我并非今日子小姐本人的保镖，而是掟上公馆的常驻警卫。原则上，不管任何

时段，公馆外发生的事情，都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毕竟忘却侦探绝对严守保密任务，而我又不可能每睡一觉记忆重置，自然不适合随时跟在她身边），但我又没办法狠心地把责任撇得一干二净。

接到威胁电话的人是我，那通电话是打到公馆内事务所的公用电话上的。既然如此，那就在我的职责范围内。

眼下需要梳理清楚状况，还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总之，我决定在天黑前先静观其变，说不定今日子小姐晚点就自己回来了。但很遗憾，现实并未如愿，连一通电话都没有。既没有今日子小姐通知“我迷路了，30分钟内过来接我”

的电话，也没有绑架犯再度打来的威胁电话。

难道是怕我们反向侦查？这里可是忘却侦探事务所，为了保护顾客的隐私，别说什么反向侦查设备了，连号码显示屏都没有，对方完全多虑了。不管怎样，基本可以判断，这并非恶作剧电话，是该行动了。

对方兴许以为，我不同于那些不学无术的看门小将，毕竟时常能近距离观察忘却侦探办案，多少会掌握一些搜查、搜索的技巧。但很遗憾，我就是一个连门都没能进的小将。前面也说过了，今日子小姐十分注重保密工作，我基本接触不到案件的核心。

由于绑架案件性质特殊，虽然今日子小姐至今可能接到过两三次这类案件，但我都不在现场，所以，我

根本不知道，这种时候该如何决策，如何应对。

我决定先思考以下两个常识性的问题：

①如果我要准备赎金，那要怎么凑齐这些钱？

②对方说不许报警，那我到底该不该报警？

挨个解决吧。我学着今日子小姐的样子，边喝着浓咖啡，边陷入沉思。

当然，眼下我所能筹备的资金，大概也就十亿日元的十亿分之一……说十亿分之一有点夸张了，但即便我动用所有社会信用，不顾一切地四处借钱，顶多也只能凑到大约一百万日元。也不是抱怨，因为我不是掟上侦探事务所的正式员工，甚至连非正式员工都不是，顶多只能算个连信用卡都申请不到的自由人士。

如果要按照绑架犯的要求，老实地筹集赎金，那就只能动用今日子小姐自己的金库——毕竟她坐拥一栋如此气派的大楼，肯定比我要富有得多吧。绝对不可能到连给我付薪水都十分勉强的地步。

不过，要是卖掉这栋掟上公馆，应该能值十亿日元吧？

话说回来，我又不是正式员工，怎么能擅自卖掉自己负责看守的公馆……但这样更能说明，这处事务所（也是我的住所，所以更不能卖了）就是今日子小姐的私有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