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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再放钱杭乃（第1页）

公元197o年的农历正月十六。我们一家人终于无法回避地迎来即将忍痛分离的那一刻。

按说，春节假期已过，每个人回归生活原点实属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对于我们这个非正常家庭来说那一刻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大年初十刚过，母亲脸上一度绽开的笑模样就悄悄地隐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焦灼、忧戚与不安。只见她坐在炕头默默地一会儿瞟上一眼淑峰姐，一会儿又瞥上一眼贵章哥，满眼都是疼爱与不舍。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着自卷的旱烟，不大的屋子里让她抽得烟雾缭绕。自打初三以来农场各分队和附近农村的秧歌队就开始左一拔又一拨地拜年了。最初几天姐姐用胳膊挎着母亲还跟着看了好几场。可一过了初十她说什么都不再去看秧歌了。其实，此时母亲的内心只装着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女儿淑峰和我的三儿贵章就要离我而去讨他（她）们自个儿的生活了，从此天各一方我这当妈的再也不能为孩子做点什么了。一想到这些，她就会在心中暗暗流泪，甚至长时间地深深陷在这种情绪中不能自拔……

然而，时间向来都是最无情的“杀手”

。它的脚步即便是伟大的爱因斯坦“相对论”

恐怕也是阻挡不了的。这不，该来的那一刻终于还是如期而至了。

正月十六上午8点刚过，淑峰姐在苏可屯新结识的两位“闺蜜”

陈桂兰和张亚琴，早早地就来我家给淑峰姐饯行了。她俩给姐姐带来了新炒的“瓜籽”

和“苞米花”

。正所谓“瓜籽不饱暖人心”

。这些看似不很金贵的东西却代表了她们最真诚的心。

出的时间到了。因为从苏可到树北小火车站需要走行3.5个小时，再不出就来不及了。这时，继父也从队部赶回来送行了。所有的人都站在我家房后的路口跟姐姐和三哥握手话别。姐姐还是穿着那身黄军装，系着那条鲜艳的红围脖，在瑟瑟寒风中显得淡雅而清丽。三哥外穿一件母亲新改的蓝色二棉袄，头戴一顶黄色棉军帽，走起路来板板的很有男人气概。

母亲是最后一个跟姐姐和哥哥话别的。这位一向刚强很少在人们面前掉泪的女人，今天好像无论如何都管不住自己的眼泪了。只见她用双手把淑峰姐和贵章哥久久地揽在怀里，三个人相拥而泣。良久，但见她猛地将两个孩子往外一推转身连头也不回地就快步走回了屋里……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尤其是身处那样一个极左的政治年代，“生离之痛”

简直如影随形每时每刻都可能降临到某家某人头上。话说到这里，有的读者不禁要问，难道你的哥哥姐姐怎么就不体量母亲的感受而非要用“生离之苦”

灼伤她的心呢？下面，仅就这个关乎人性的话题，我想多说一点它的“不可规避性”

：

当1969年母亲带着我们哥仨随继父下放镇赉苏可农场时，贵章哥还是一个只有15岁的少年。别说他与继父脾性不合才拒绝随继父迁居镇赉，那只是他文过饰非的一个借口。他宁肯死活守着吉林老宅靠捡“煤核”

维生也不愿随母亲前往镇赉的本因是打骨子里反感母亲为什么要给他找回个继父来？在他看来，让一个陈姓后人去吃于某人的“嗟来之食”

他觉得那是莫大的耻辱。就为这他宁愿在吉林冻饿而死，也坚决不肯去镇赉把嘴巴搭在别人锅沿上。

淑峰姐返吉重走“知青上山下乡路”

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人生选择。表面看来，姐姐离开苏可像是厌恶镇赉的生存环境，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媒妁所迫”

。否则的话这位孝女你就是打死她都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母亲的。

当时，淑峰姐在苏可农场众多女孩中的“颜值”

和“才艺”

都是出类拔萃的。而先动了这份心思的人就是苏可分场书记祝金山的大公子。咱先不说祝公子品行如何，单就外表形象而言就很不般配。当时他是张家园子场部修配厂的一名修理工，长得既矮又黑又胖。他之所以敢打淑峰姐的主意，主要还是借重他父亲手中的权势以及我继父在政治上矮人一等的“人权状况”

。正在“媒人”

相继登门之时，不乏智慧的母亲果断给淑峰姐使出了“三十六计走为上”

的计谋，漂亮地玩了一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把戏，才巧妙摆脱了来自不同渠道的“媒妁纠缠”

。正因如此，所以元宵节一过，淑峰姐和贵章哥才踏上了返回吉林的归途。而后，贵章哥回江城市六中继续读书；淑峰姐则打点行装前往磐石明城公社明城大队重新踏上“知青上山下乡之路”

……

自打我家“婉拒”

了祝氏“求亲”

之后，我们整个家庭就象掉进“冰窖”

一般。一向擅权的祝书记使尽浑身解数实施了对我家的多维打压。他先是不再让母亲为他“无偿美”

了；其次是让分场管理层人员孤立继父，并在劳动中尽给身体多病的继父派脏活、累活；再次是在暗中挑拨一些跟母亲走动较多的老姐妹断绝跟母亲来往；最后是让祝家子女在学校对我三兄弟动不动就恐吓、围殴，制造孤立氛围。由此可见，我们整个家庭在苏可屯的“人权状况”

已经恶化到几乎不能再恶化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