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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异乡两姊弟（第2页）

听了上述三人的一番谈论，如同一壶滚烫开水的集体户大屋内，“七嘴八舌”

的争吵氛围一下降下了温度。原本情绪比较激动和在内心长期妒嫉淑峰姐的女同学自知理亏，也都悄悄收回了本想还要继续泼向淑峰姐的“脏水”

。就这样，一场风波在姐姐还没有到明城大队报到前便象打篮球的“记分簿”

一样被悄无声息的给“翻篇”

了。

再说淑峰姐，还真就一点都没有辜负大队党书记的识拔和户里三位同学的公正评判。自报到上任后她把采编、拟稿、播音原由两个人完成的工作一个人拳打脚踢全都包揽下来，同时还义务兼起了大队的“板报员”

，使大队政治宣传工作很快成了明城公社的“标杆”

。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让大队党书记脸上有了光，而且也让一些“政治人”

似乎也不那么死抓着姐姐的“成份”

不撒手了。

多亏着党书记跟姐姐一般大的孩子是个女孩，否则她肯定还是逃不过和苏可相同的命运的。党书记没有儿子。女儿党英比淑峰姐小一岁。是个长得白白净净，不胖不瘦，看上去很受“端秀”

的姑娘。她的突出特点是心直口快，疾恶如仇。当淑峰姐第一眼见到党英后，她便知道这个妹妹将来一定会成为自己的“保护神”

。打这以后，姐姐一有空儿就找党英玩、还承诺要教党英一定要练出一手好字。看着自己的姑娘和“编播员”

小陈处得像一个人似的，党书记别提有多高兴了。正因为淑峰姐和党英建立了形同姐妹的“闺蜜”

关系，故她在明城大队下乡的三年时间里，不仅未受风吹雨淋之苦，而且也没有因“成分高”

受到来自政治上的强力打压。唯一的遗憾是由于成份高、自卑感强，故在要求政治进步方面，诸如申请入党、推荐上大学和报名参军等几件足可改变命运走向的事情上的确让姐姐产生了望而怯步的“心理疾患”

。

同比淑峰姐，刚满17周岁的三哥陈贵章在磐石县朝阳山公社红五月大队二队长达5年的“上山下乡”

岁月却是政治上极度苦闷、精神上倍受煎熬、生活上尝尽苦辣酸涩的一段时光。此外，由于贵章哥性情内敛，凡事习惯憋在心里不愿向外人倾述，加之与笔者长期天南地北不在一起生活，故对其身在磐石朝阳山的知青生活细节无法说得更多，只能对他在那里接触的重要人和事简作如下扼要叙述：

三哥贵章，同淑峰姐及我和老五老六都是一奶同胞。在“三四五六”

4兄弟中，他是母亲特稀罕的长兄。三哥是“大孝子”

，母亲在他心中永远是至高无尚的。在母亲亲生4个儿子中：先，他是母亲倔犟、刚毅、宁折不弯和永不服输意志品质的第一传承人，但他却没能遗传母亲临机应变和无理辨三分的灵动思维方式，遇事愿意较劲、凿死铆，不懂“拐弯”

。其次，他是4兄弟中头脑最聪慧，学习最扎实，做事最靠谱，办事最讲究“板眼”

的一个。再次，他是4兄弟中最讲孝道，且既讲手足兄妹亲情，又不乏责任担当的一个。尤其是在生父1965年突然病故后，只有12岁的三哥和淑峰姐毅然担起了照管3位幼弟和料理家庭生活的重担。诸如担水、劈柴、捡煤核、脱煤坯、养鸡、挖猪菜、种园子、做饭等。准确地说，在1965到1969四年间，三哥绝对是当年船营街临江门头道码头棚户区模范践行“穷人孩子早当家”

的“少年楷模”

。事实证明，这一时期若没有三哥的“立事与担当”

，仅凭寡母一人之力我们那个家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顺利闯过那段“人生低谷期”

的。换言之，这就是三哥贵章对我们母亲所尽的最大的“孝”

。

三哥贵章是1971年元旦过后随班内12名男女同学下放磐石朝阳山公社红五月大队二队插队落户的。当他（她）们这一行胸佩毛主席像章、头戴仿军棉帽、后背背着行李、手拎旅行提袋的男女知青精神抖擞，意气风地走出朝阳山火车站站台时，公社知青办负责人老6和红五月大队书记王龙热情地走上前来与12位知青逐一进行了嘘寒问暖。接着，大家依次分乘两挂接站马车驶离朝阳山镇向红五月大队方向跑去。

此时，以三哥贵章为户长的12位男女知青内心都无比激动。随着马蹄踏雪出的有节律的声响，每一颗年轻的心都在为即将迎接他（她）们的战天斗地新生活而激烈的迸跳着。一路上，他（她）们除去唱了当时最流行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多革命歌曲外，就是兴奋地浏览马车一路经过的山川、河流以及由皑皑白雪覆盖的旷野。此情此景，一切都是那样陌生，一切又都是那样新奇。因为他（她）们知道，眼下这片山川河流是以杨靖宇为的东北抗联战士用鲜血浇灌过的红土地。他们的到来会让这方山水变得更美丽！会让这里的人民活得更幸福！

大约晌午时分，两挂马车驶进了红五月大队二队所在的队部院落。接着便响起一阵喧嚣的锣鼓声。此时，院里已站了不少围观的男女老少。当三哥等12名男女知青下车站好一排后，只见时任大队王龙书记给锣鼓队打了个叫停的手式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