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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筑学家宇文恺（第1页）

宇文恺，字安乐，代郡武川人，鲜卑族，隋朝城市规划和建筑工程的专家，北周大司徒宇文贵之子。出身武将世家，生于长安城，自幼博览群书，熟悉历代典章制度，精练多种工艺技能，勤奋好学，擅长工艺，精善建筑。初为千牛，迁莱州刺史、仪同三司，拜检校将作大匠。规划设计隋朝多个著名工程，例如都城大兴城、新都洛阳城、仁寿宫、隋文帝皇陵、观风殿和广通渠，这些他都参与了设计，官至工部尚书，封安平郡公，进位金紫光禄大夫。

名扬中外的唐代京师长安，以及东都洛阳，实际上都是在隋代建造的，创建这两座历史名城的第一功臣都是杰出的建筑学家——宇文恺。

宇文恺，二岁时就被赠爵双泉县伯，六岁时袭祖爵安平郡公，但身在将门的宇文恺却不好弓马，而喜好读书。北周末，宇文恺累迁右侍上士、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杨坚任北周宰相后，宇文恺又被任命为上开府、匠师中大夫，据《唐六典》卷二三“将作都水监”

记载：“后周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掌城郭、宫室之制及诸器物度量。”

又据考证，北周设有“匠师中大夫，一人，正五命”

。因此可以推知，当时年轻的宇文恺已经在建筑科学和工程管理方面崭露锋芒。

杨坚建立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大肆诛杀北周宗室宇文氏，以清除北周残余势力。宇文恺原也被定入诛杀之列，由于宇文恺家族与北周宗室有别，二兄宇文忻又拥戴隋文帝有功，加上他本人的才华深得隋文帝的赏识，因而方幸免一死。隋文帝“修宗庙”

，宇文恺被起用，任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负责宗庙的兴修事务。宗庙建成后，被加封为甑山县公，邑千户，随后投入了隋代都城大兴城的营建工程。

隋朝建立之时，仍承袭北周以长安城为京都，长安城始建于汉代，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城市已显得过于狭小，宫宇亦多朽蠹，加上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隋文帝嫌其“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

，通直散骑常侍庾季才也奏云：“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

于是决定另建新都。

隋文帝下诏于是“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创造新都”

，“以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领营新都副监”

，时高颎虽为大监，不过总领大纲，而规模计划皆出自宇文恺。由于杨坚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郡公，故新都命名为大兴城。新都建成，而仓廪尚虚，需要大量转运关东米粟，渭水多沙，不便漕运。下诏兴建漕渠，令宇文恺率领水工凿渠，引渭水通黄河，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叫‘广通渠’。渠成后，转运便利，隋唐关中的富庶颇得益于此，其后，他受到其兄宇文忻被杀事件的牵连，一度罢官居家。

隋文帝要在岐州建仁寿宫，经右仆射杨素推荐，文帝任命恺为检校将作大匠，后又拜为仁寿宫监、将作少监。在杨素主持下，仁寿宫建造得非常华丽，成为隋文帝经常临幸的别宫。杨素以宇文恺有巧思，“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

，负责仁寿宫工程的筹划和设计，“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

，整个宫殿区“制度壮丽”

，是一组极其雄伟的宫殿建筑群。仁寿宫建成，宇文恺被任命为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接着又被任命为将作少监。

隋文帝皇后独孤氏卒，杨素和宇文恺受命营造皇陵太陵，独孤皇后葬后，宇文恺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

杨广继位，鉴于大兴城位置偏西，又水陆交通不便，也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河北、山东以及江淮地区的控制，决定在洛阳故都附近建造新城，作为东京。隋炀帝在巡幸洛阳时下诏说，洛阳的地理位置“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

，“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隋炀帝“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

，又据《资治通鉴》卷一八零记载，“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

。

其营建过程前后仅历十个月，是又一座在短时间内经周密规划、设计、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在营建东京时，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

，故此宇文恺博得隋炀帝的欢心，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其间，宇文恺还受命在河南郡寿安县营造显仁宫，“南接皁涧，北跨洛滨”

，为此，曾“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

。

杨广即位后，要营建洛阳，又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后迁将作大匠。宇文恺把东都建筑得极其壮丽，因此被升为工部尚书。他曾经建造大帐，帐下可以容纳数千人，又造观风行殿，殿上可以容纳侍卫数百人，行殿下装轮轴，可以迅速拆卸和拼合。他曾建议按古制建筑明堂，“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

，并曾用木料制作了模型。虽然没有兴建，却表现了他的巧思和学识的渊博。

宇文恺，在建筑学方面的著述有《东都图记》20卷，《明堂图议》2卷，《释疑》1卷，均见行于世，但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宇文恺传》、《北史·宇文贵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来都亡佚了，这实是建筑学史上的一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