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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的脾气与学问（第2页）

思想资源。在老钱看来，周作人足以代表反封建的潮流，站到了“五四”

的时代高度，其所主张的个人独立自由，以及适度的远离时代潮流中心，都可以成为当今的“思想资源”

。老钱格外看重“五四”

时期的周作人，认为周作人要比一般“五四”

先驱者更有思想，也更了解中西文化，因而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也更大。这些观点都是有根据的。老钱在这一点上建立了他的学术自信。

但老钱显然也碰到了难题，他不能回避周作人后来“落水”

的事实，为解决这个难点，他想通过周氏兄弟“道路”

之比较，去观察二人思想的异质性和矛盾性。很多时代性的大问题，老钱都力图从知识分子（主要是文人）思想选择的层面给予解释，尽管这种解释有些大而化之，仍未能深入到性格、心理等更深入的层面，也可能夸大了文人这一特殊阶层的“代表性”

，但老钱的研究还是比较充分满足了1980年代对现代文学提出的问题。

从那个时期开始，老钱就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格局——他喜欢抓大问题，喜欢考察“道路”

的选择，他把知识者特别是文人的“精神历程”

看得尤为重要，往往就当作时代潮动的标志。他擅长做“现象研究”

，办法就是找几个作家作为个案，挖掘其精神变化，由此勾勒时代变化。和一般学院派不同，老钱的研究并不追求所谓“价值中立”

，而力求有对于现实的“观照”

意义。他的“精神现象”

研究都是有现实意义的。他从周作人那里重新吸取“五四”

反传统的精神，思考启蒙的意义，特别是人道主义与个性解放的价值等问题，这些其实都是1980年代流行的话题，是当时知识分子所热衷讨论的。后来老钱又关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些作家的思想精神变化，同样是有现实的指向，希望重新梳理革命的传统，从历史中获取某些启示。

时过境迁，在新一代年轻的学者看来，也许老钱研究周作人的思维方式和某些概念已经显出有些老旧，但这不妨碍它具有鲜明的思想史上的价值。老钱的周作人研究，是1980年代鲜明的思想成果之一。

老钱后来转向研究1957年“反右”

，研究毛泽东，研究“文革”

，所有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延续他1980年代治学的路子，不过似乎越来越卷入政治，批判性也越来越强烈。

老钱毕竟是中文学科出身，对社会精神现象有特别的敏感，善于使用象征性的归纳去完成深度分析，使用材料偏重知识者的认知及感受，多从文学的角度勾勒现代思想史的线索。这当然也有其所长，特别是在精神性的评说方面，但在历史学者看来，这些研究也许不够缜密，文学性的发挥太多，所谓“历史现象”

的抽象解释也未免有太多的感情色彩。以思想史代替文学史，可能造成学科的“越位”

，在文学史与政治思想史两头不讨好。但老钱有学者的坚执，他还是一以贯之，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和惯性。他仍然迷恋于知识者的精神现象，相信这方面的研究是能抵达历史深处的。

老钱自然不属于循规蹈矩的学者，他有持续的强烈的使命感，有广大的现实关怀，又总是很叛逆，对于官方的、流俗的东西有本能的反感，对于民间的处境却格外同情。他非常天真（当然也是非常难得）地相信思想的价值与精神的作用，如同他自己一本书所说，是富于“堂吉诃德气质”

的。老钱一边写作，一边想象着文章的移世作用，总想做一些能转移视听、改进社会的事情。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很可爱又可贵。

记得老钱写过一篇文章，是讨论“单位”

对于个体的影响的，认为个人很难摆脱“单位”

的制约，这就形成了某种个性压抑的生活形态与思维惯性。其实老钱也一直有“单位”

，不能不做“单位人”

，也就是所谓“体制中人”

。不过老钱比较幸运，他后半生的“单位”

北大，有很多思想的缝隙，相对比较自由，老钱也可以“任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