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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辉 犹念旧日芳满庭（第2页）

一来他就夹起尾巴“做人”

，“革命”

一旦过去，就轮到教育局安排他做“自学成才”

的经验介绍了。这种人生阅历虽然说不上很惨，却也是复杂而丰富的，是他日后研究文学的一笔思想“财富”

。老吴选择文学研究并不见得有多么高大的使命，他甚至说不上是理想主义者，但他酷爱自由，感情丰富、爱玩、爱吃、爱旅游、爱交友、爱收藏各种奇岩怪石，文学研究只能说是他多种生活爱好的其中一种，他能在其中获得独有的成就感和乐趣。北大中文系给吴福辉的唁电中称赞他“风清气正，机智有情，流而有节，惠学及仁”

，我看是恰切的。老吴为人忠厚、和气、低调，体现在他的研究中，极少那种剑拔弩张的批判，也不太在意“意义”

“价值”

，但很能见出生活的热情与兴致。他研究“海派”

，研究“市民通俗文学”

，都侧重生活样貌和质感，表现出宽容与理解。

还有一点对老吴来说是得天独厚的，那就是他长期在现代文学馆工作。数十年来，他可以接触很多第一手资料，认识和访问过很多文艺界的元老和名家，可谓见多识广，也形成他审美的多样性和生活化。他的文章很多都是随性自在的，自由放达的。如大家都叫好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若没有文学馆资料丰厚和他见多识广的背景，恐怕是写不出来的。他居然以一人之力完成这部巨著，也因为采取了适合他自由个性的那种漫谈式结构，不太考虑什么“中心”

或者“价值认同”

，就如同一位导游领着读者在现代文学“地理”

的各个角落漫游和欣赏，多的是史料、趣闻、细节或者逸事，大家从未见过这样散漫而有趣的文学史，这也是吴福辉的成功。

还有一点特别要说说，就是吴福辉大多数著作都没有参加过各种官方的立项，不属于项目，也没有资助，他就自己放开手脚去做，是比较自由的。像《沙汀传》和《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都是做了四五年才完成。我曾写文章批评现今学界艰难而烦躁，是因为多数人都被项目和计划所牵绊，甚至只能做“命题作文”

，处于“项目化生存”

的状态。有多少题目真是自己有兴趣的？不过是为了“中标”

或者某些实际利益而操作罢了。这一点老吴就占了“便宜”

，他的研究基本上都是“自选动作”

，而并非计划内的“项目”

。这是老吴的“优势”

，他们这一代很多都是退休之后才“自由绽放”

的。研究吴福辉，以及吴福辉这一代学者，应当考虑这个因素。

下面，我再说说吴福辉的学术贡献，我认为有四方面很突出，会给后来者所记取的。

第一，是参与筹建现代文学馆。吴福辉是研究生毕业就分配去筹建现代文学馆的。那时八字还没有一撇，他们先是在沙滩老北大红楼附近的地震棚上班。我听老吴说过，最初只有四个人，三个老同志，只有吴福辉是“专业人士”

。后来经巴金呼吁，胡乔木协调，借了紫竹院边上的万寿寺做筹办的办公室，人员也陆续增加了杨犁、舒乙、刘麟、王超冰、董炳月等（我说的可能不全）。破旧的院落，老吴住在寺院里，整天忙着访问作家，收集、抢救资料。有时我去看他，特别是在夜晚，繁星闪烁，风声锐利，寺院格外寂寞，老吴却很能静下来，一篇一篇地做他的文章。那是他最忙的时期，又是他的写作高峰期。凭着学问实力，后来老吴担任了副馆长，又兼任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与副主编，成了现代文学界最活跃的角色。文学馆后来也就搬到朝阳区新址。老吴在文学馆一待就是三十多年。无论文学馆、学会或丛刊，他都是元老，贡献是巨大的。

我特别要说说他刚去文学馆那几年，和杨犁等主编了一本《中国现代作家大辞典》，选编重点是1949年之前的作家，共有708人，每位作家都有一个小传，附上作品的书目。那时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几乎人手一册，影响很大。现在年轻的学者未必了解，“文革”

后现代文学研究的复兴，其实是从编“作家辞典”

开始的。在吴福辉这本辞典之前，已经有过北京语言学院老师编的《中国文学家辞典》，其中也收有很多现代作家。老吴这部辞典是聚焦在现代作家，非常详尽。这项工作几乎从零开始，难度是很大的，但以“辞典”

的形式让一大批被批斗埋没的作家重新得到评价，这本身就是“拨乱反正”

。现在看来只是工具书，其实功莫大焉。

吴福辉的第二个贡献，是“海派文学”

研究。“海派”

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它不是个方向相对一致的文学流派，而是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特殊环境里产生多种流派样貌，而又显示其某些共同特色的文学潮流。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过“京派”

“海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