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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山东大学的这些年（第2页）

作家路翎（孙诗源），等等，几乎都是学界少有关注，而又有学术价值的论题。他们的论文写作都经历了非常艰苦的过程，有的简直是“煎熬”

，甚至要放弃了。我说写论文本身就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可能终生受益，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尽力做好。我也会帮助他们改文章。帮学生修改文章是很苦的事，要顺着他们的思路来改，考虑让学生能够接受，又得到提高。有的是几易其稿才定夺，这比自己写一篇文章要难得多。我指导的博士生毕业之后全都在大学任教职。

我在山大做过的第三件事，是申报“当代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

项目，帮助山大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一说到学科建设，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科研项目。我对于“项目化”

的学术生态是有些抵触的，认为人文学科和理科不同，不能过多预设，也不宜完全依靠定量管理，还是要让学者自由发挥各自的个性与创造性。我多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议委员，对项目管理的得失还是有所体会的。但也不否认得当的项目研究，可以带动学科的发展。所以到了山大后，也就想到要帮助教研室（研究所）的老师申请项目。刚好2012年前后，国家社科基金拥有的款项增加了，启动所谓“重大项目”

的申报。我就想到不妨试一试申请一个有关“文学生活”

调查研究的大型项目，把现当代连接起来。我的动议得到教研室的一致赞成。我们便讨论了一个申报方案，题目定为“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

。很快，这个重大项目就顺利通过了。

因为是刚开始实施“重大项目”

，有上百万的资助，审批过程很严格。记得“答辩”

时，我和叶诚生教授去的，答辩委员七八人，都是文学理论界的著名人物，我都熟悉，但也要认真回答问题。有一位委员提出“文学生活”

这个概念有什么学理根据？一时着急，我还真的回答不上，就说这还只是实践性的设想，希望能通过调查了解普通国民的文学阅读以及文学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状况。其实，我们也是在后来的调查实践中才逐步形成理论和概念的思考的。有惊无险，我们这个项目得到通过。当时，“重大项目”

还很少，山大2012年也就申报成功这一个，我们教研室老师都非常兴奋。

之后，我们把项目的宗旨定为：“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让文学研究更完整、全面，也更有活力。”

我们把这个重大项目分为五个子课题，分别由五位教授带领教研室一些成员（包括北大的）去调查研究：贺仲明主持“当前社会的文学阅读和接受调查”

，张颐武和邵燕君主持“网络文学和多媒体文学调查”

，郑春主持“当前社会文学生产的实证研究”

，张学军主持“文学经典在当前社会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研究”

，刘方政主持“非主流文学生态研究”

。直接参与项目调查研究的有叶诚生、丛新强、谢锡文、史建国、马兵、国家玮、程鸿彬、唐锡光、王小舒，等等，有40多人。

到2015年10月，这个项目完成结项，举办了一次研讨会，出版了《当前社会“文学生活”

调查研究》一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还专门发布新闻，在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山大还专门设立了“文学生活馆”

（谢锡文和侯滢是主持人），为学校提供一个文学阅读交流的场所，还经常举办面向普通市民的文学讲座。如今山大北门一进去，就看到“文学生活馆”

，那个牌子还是我题写的。

我在山大做过的第四件事，就是编写语文教材。我2011年9月到山大，2012年10月，教育部就聘任我为义务教育语文统编教材的总主编。教材编写比我想象要艰难，各方面都有要求，社会关注度还很高，动辄会引发网上热议，很多精力要做各种平衡、协调和“灭火”

的工作。我经常要回北京开会，讨论修改稿子。2016年义教的语文教材编完，不想再干了，又经不住教育部再三动员，接着又要编高中语文统编教材。这一干就是十一年。一直到现在（2024年春），这项工作还没有完。而山大校方和文学院，对我这项工作始终是支持的。2018年某一天，山大樊丽明校长还特地到我办公室来看我。我汇报了教材编写的情况，说这也是属于山大的科研成果。

山大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深厚的历史积淀，闻一多、老舍、沈从文、梁实秋都曾在山大（或者前身青岛大学）任教，1950年代又有刘泮溪先生开设新文学课程，还专门讲授过“鲁迅研究”

，那都是开风气之先的。后来又有孙昌熙、孔范今、黄万华等先生，在现代文学、鲁迅研究和海外华文文学方面都做出过重大贡献。邀请我去山大，最初也是黄万华与郑春老师他们提议的。

郑春教授的父亲是广东梅县客家人，可是不会说客家话。我总想在他魁梧的身上找到某些客家人的“因子”

，结果很失望。不过我和他很说得来，他也给我很多帮助，包括生活上的帮助。他在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特别是留学生文化背景的考察方面，有专深的成果。长期担任教学行政工作，对他的专业是有些耽误的。我宽慰他说，学者做教学科研管理，也是一种贡献，应当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