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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的老主任杨晦（第1页）

中文系的“老主任”

杨晦

*杨晦（1899—1983），辽宁辽阳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50—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杨晦先生个子矮矮的，略瘦，一头花白浓发，一身好像从来不换的蓝色中山装，走在校园里，是再普通不过的老头。但在20世纪50年代，他可是北大的风云人物，一位曾有过很大影响的学者。1978年我到北大读研究生时，先生还健在，常听到这位“老主任”

的故事，比如他“五四”

游行时参与“火烧赵家楼”

，等等，可惜没有听过他讲课。近日（时间为201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杨晦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

，据说参加者不多，他直接教过的学生起码都八十岁以上了，而现在的学生对杨晦这个名字可能是陌生的。我也因故未能参加他的纪念会，只能写篇文字寄托我的思念。

1948年12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北大校长兼中文系主任胡适离校往台湾。一个多月后，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北大，指定音韵学家魏建功先生临时担任中文系主任，维持“过渡时期”

的工作。魏建功做了一年多，苦不堪言，便由杨晦先生接任，那是1950年7月，可谓百废待兴的时期，教学很不正常。他当系主任后即遇上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大调整，那是新政权的要求。中文系的任务确定为“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使成为文艺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干部”

。为此北大中文系就精简了小一半的课程，诸如校勘、音韵、训诂等一类比较偏的课，都停了，增设了现代文学、中学国文教学法、新文学概论和时事学习等新课。这不是杨晦先生本人的想法，而是那个时代的要求。其实杨晦还是主张北大要培养比较专门学问的人才的。1953年，全社会都向苏联“老大哥”

学习，大学实行所谓“专门化”

，也就是加强专业分工，于是杨晦便顺势借这个“名堂”

，建立了中国文学和中国语言学两个“专门化”

，并成立了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艺理论、汉语、语言学和写作等教研室。别小看这个举措，如今北大中文系的专业体制仍在承续此格局，只是后来略有增补。1959年增加了古典文献专业，和文学、语言两个专业构成了北大中文系“三足鼎立”

的专业体系。这其中，杨晦无疑是起了大作用的。

杨晦先生被学界记住的，还有他致力于文艺理论学科的建设，这在20世纪50年代也是新事物。1954年，杨晦率先在北大主持开办“文艺理论研究班”

。当时邀请了苏联文艺理论专家、基辅大学副教授毕达科夫（苏联著名理论家季莫维耶夫的学生）来研究班上课，帮助建设文艺理论学科。虽然“学习苏联”

的课程带有浓厚的机械论和教条主义色彩，但总归激励了学生读书，古今中外的经典都读，成效显著。这个班开办三年，培养学员15人，更多的是来自全国的进修教师，他们一边旁听，一边把笔记寄回各自所在的大学，也都陆续开设相关课程。研究班和进修教师中很多后来成为文艺理论界的领军人物，包括胡经之、蒋孔阳、霍松林、王文生，等等。后来中文系又开始招收“副博士研究生”

，杨晦先生是全国最早带研究生的少数导师之一，其门下果然出了一批杰出人才，比如文学史家严家炎、美学家胡经之等。杨晦先生后期治学的重点转向中国古典文论，讲授“中国文艺思想史”

和《礼记·乐记》专题课，指导年轻老师开设“中国古代文论选”

。如今“中国古代文论”

跨越“古代文学”

和“文艺学”

，成为一门重要的二级学科，不该忘了杨晦先生的开拓之功。

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杨晦先生主持系政，诸多掣肘。1952年8月，燕京和清华的中文系合并到北大。1954年，原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主任王力也调入北大。北大中文系师资队伍空前强大，但人事矛盾也多了，系主任杨晦要做许多平衡，承受的压力是大的。而他始终在想办法维持北大自由开放的学术传统，使中文系有相对良好的学术氛围，使教学走向正轨。

在他的主持下，1962年6月，北大中文系再次调整充实了课程。除了加强古代汉语这一重头课，还逐步恢复了文字学、音韵学、汉语史一类课程，增设了古代诗词、古代散文等全系通选杨晦（右）与学生们

课。要求学生多读书，一些基本的书比如《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等，是要通读或者背诵的。还组织学生到各地做方言调查与民歌采集。当时刚刚从“困难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