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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喜剧演员》里,格雷厄姆·格林借人物之口说,一个人前二十年的体验,覆盖了他的全部经验,其余的岁月,只不过是在观察。头二十年的生活大约真有种类似基因的功能,会让我们在看到一棵参天大树时辨认出种子的形状。有意思的是,人们往往忽视这句话里面提到的“观察”
,从而也一并忘记格林在另一处说过:“作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观察世界,一辈子只有一次。而他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大家共有的庞大公共世界,来解说他的私人世界。”
只有在使用公共世界解说私人世界的意义上,“观察”
才不会沦为沉溺于过往的借口,而是变为重新理解的开始。从这个方向来看邵丽近年的作品,显见表层之下隐藏的生活和认知方式,就缓缓地浮现了出来。
稍稍留心,我们就会发现,邵丽上述作品的叙述者,几乎毫无例外是中年人,或者已经接近青年时代尾声的人。除了某些拒绝长大的人,作为事实或叙述里的中年人,恰恰处于一个难以避免的过渡时段。这是一个怎样的过渡时段啊,要不断努力消化父亲的执意自杀,要试着理解不可理喻而绝难改变的婆婆,要从记忆深处打捞投河的父亲和冷酷的母亲,要揭开时代刻写在父母身上单调刻板的封印,甚至要尝试接受丈夫显而易见的冷漠和人所共知的出轨……那些年少时轻倩的美梦、年轻时壮阔的理想,仿佛在中年时都默默走远了,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的烦心生活。与此同时,这些作品里的绝大部分中年人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们将把怎样的生活状态传递给孩子们?
相对来说,事实或叙述中处于青年时代的人,可以不管不顾,一往无前地沉浸于自己的私人世界,把自己头二十年的体验作为认知世界的唯一方式,如果庞大的公共世界不开拓一条对其友好的道路,则有理由陷入暴躁或忧郁之中。反过来,事实或叙述中处于老年时代的人,则可以凭借时间的馈赠悠然自得,把自己的私人世界理所当然地与公共世界同构,按照已成的惯性在生活中行驶,阻挡者不是忘记了传统就是肆心而为——当然,以上只是笼统的描述,例外或许才是小说写作中最值得期待的。那些在邵丽小说里已入中年的人物,不可避免地来到了一个必然的临界点,或者出于自我保护而撒手不顾,或者选择承担而坚毅走入生活的深水区。
在邵丽这些作品中,自然有撒手不顾的情况,比如“风中的母亲”
在丈夫去世后近乎本能的听天由命,比如《李夏的夏天》里再婚的母亲出于理性对李夏过于稀少的爱意,比如《大河》中可以照自己的方式随时中断某种生活状态的林鸽。那些更决绝离去的人,原则上不属于中年行列,“天台上的父亲”
离世时已是老年,《黄河故事》中父亲投河时还算得上年轻。当然,这仍然是笼统的概括,大部分情形下,邵丽笔下作为主人公的中年人,不会轻易中断延续中的生活,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刻。从阅读感受来说,恰恰因为这不轻易放弃的态度,才让我们有可能看到更为深入的生活。如果坚决一点,我其实很想说,这种不轻易中断生活的态度,既是小说人物的,也是作者本身的。
在现下这个社会,如此表现几乎可以称为难得没错吧?照某些(如林鸽般)理直气壮的说法,如此缺乏自我的生活态度,既不符合形成已久的现代正确(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不从属也不该迁就任何人),更对自身不够有利,何必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不过,正确不正确是理论上的规划,未必能够处处对应瞬息万变的日常。千头万绪的生活难以用一个方式说清楚,不妨先来看看,这种不轻易中断的态度,究竟结出了怎样的果实。
《大河》中开始出现在“我”
眼前的婆婆,固执、激烈、没有隐私观念,一切行动都照自己的心意。熟悉她的儿子也即“我”
的丈夫说:“母亲即使一生都在错,但是也一定要把错事办对。她从来不向任何东西屈服,既不向错误屈服,也不向正确屈服。”
公公退休后,婆婆带上公公,毫不客气地进驻她大儿子家,也就是“我”
家,并顺理成章地按自己的方式安排生活:“婆婆迅速占领家庭主导地位,特别是厨房,吃喝用度全凭她说了算。吃什么菜什么饭,以及饭菜制作方法,她全盘掌管。……她儿子的家,理所当然就是她的家。”
面对这样的婆婆,“内心不委屈不憋气是不可能的”
,可“我”
却根本没法跟她讲理,只好不断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我越来越少说话,不交流,跟着她当媳妇,整天得小心翼翼,唯恐有哪一点做不好让人家笑话”
。
面对这样的婆婆,一个传统家庭出身并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不得不处于两难之中,既不能对她的一意孤行视而不见,又不能因为她的表现轻言离婚。那些累积的委屈,会在某些时刻冒出头来,“河堤上生长着茂密的茅草,我一根一根撕扯着它们。我喜欢听它们折断时的声音,很脆,很甜,也很伤感”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发泄时刻安慰了心底深处的某些东西,转过头来,人恢复了点力气来面对令人烦躁而持续不断的日常。慢慢地,婆婆的某些内在特质从生活的缝隙里冒出来,耐得住艰苦的日子、顽强的生存本能,甚至好学的天性:“为了弄清楚路牌、广告等各种用文字标示的东西,她开始学识字写字,那时她已经快七十岁了。一年下来,竟写了十几本,字也学会了不少。儿子为了鼓励她,让她把家族的历史写下来,说我写小说用得着。她废寝忘食地写了半年,拿给我看。三个笔记本,写得满满当当的,就是没人看得懂。”
这不是未经世事的人写的小说,婆婆的积极表现,只是极其偶然闪现的时刻,她不会陡然改变自己的性格,因此结尾不可能是大团圆,当然也就不会是婆婆和“我”
分别做出改变和让步,从此一家人过上幸福的生活。日常仍然是那个日常,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冲突依旧不时爆发,只是“我”
学会了积极一点的接受:“其实从内心讲,我感谢公公葬礼上她对我的爆发。我知道我们已经互相深深地嵌入对方的生活之中,这比客套更让我放松。我从来没有指望过婆婆能反省,倒是我越来越多地反省自己。……婆婆充其量是河里的冰凌,九九八十一难的破碎,她依然成冰,也决然地透明。反倒是我,千万条地计较,纠缠不过就貌似忍让地漠然,视而不见。”
不只是《大河》,《天台上的父亲》中的“我”
,父亲去世前要承受他抑郁带来的压力,去世后则要练习理解他的自杀;《黄河故事》中母亲非常强势,即使后来跟“我”
住在一起,也始终对“我”
不满,更认可和偏向其他孩子;《金枝》中父亲因为“我”
幼年时不小心犯的错误,始终对“我”
冷冰冰,直至去世也没有建立起温和的父女关系。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家庭没有四分五裂,依赖的或许正是“我”
顽韧的坚持。这大概就是事实或叙事上的中年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吧,他人和世界都不可能彻底改变,说不定轻微的改变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就只好试着用自我的忍耐撑出一方空间,勉力延续这不尽如人意的生活。
在一个容易轻言放弃的时代,这样的忍耐大概可以称得上一种品质了。不过,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单纯的忍耐太过压抑,容易导致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在邵丽的小说中,那些忍耐的中年人除了阶段性的失眠和气愤,似乎并没有变怪百出的心理问题,甚至反向地理顺了自己的精神状态。这一切,有赖于上面提到的反省和由此带来的叙事者本身的成长。正是因为有这样人到中年的艰难成长,忍耐才不只是单纯的忍受,而是理解之后特殊的耐心。有了这样的耐心,生活之河才流淌得更为畅快,而不是处处滞涩,那个因为此前反省不足而锁闭的世界,也才打开了自己更为开阔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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