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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第2页）

“你怎么又是这身衣服啊，你只要一穿这身衣服，准消停不了。”

我穿着一件白色带圆点的布质旗袍，外面罩着件红色毛衣，我总喜欢穿这件衣服去采访，红色多招人注意啊，大时候男记者多是灰长袍，女记者是深色旗袍，就我一人一身红，一大堆记者里无疑我最扎眼，我想采访谁，指定谁就是第一个看到我举起的手。

我第一次的采访任务就是采访郭沐若，人家是教育部□□长，他刚下飞机，就被一大群记者围上去，结果他谁的问题也没回答，就回答了我的问题，让我在社长面前出尽了风头，后来社长就给了更多采访大人物的机会，我的成功，很难说不是我这红毛衣的功劳。

“梅庵你又来这招，不要学人家孔院长的哈哈主义，好不好！”

我气得将手中搅拌豆浆的勺子也摔了下，直在杯子里直打转，豆浆也溅了不少到木质桌面上。在他眼中，或许我就是个小女生而已，有时候这种感觉很好，但是，在谈正事时，这种感觉又不好了。

陶梅庵站起来，拿了块布放在溅出来的豆浆上，又重新坐回到我对面的欧式木椅上，很严肃地对我说：“矫枉过正。人们为了改正一个错误，往前走十步就可以了，但大多数人可能要往前走十二步。多走了这两步，可能性质就变了。蒋公说的‘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走一个’就是这回事，自有它的道理。”

“那你想想看，要是你就是那个错杀的一百中的一个，你有多无辜！那错杀的一百个里面，也是有一百个家庭的，一百个妻子、一百个孩子的，你有没有想过他们？”

我越说越激动。

“马可雅维利说，在大时代面前，个人的痛苦得失，无足轻重的。个人的痛苦得失，也只是在沦为政治的工具之后，才显其价值。”

“我一定要去查清楚这件事，如果张秉坤确证是无辜的，大众必须知道真相。”

他没有任何表示，没说反对，也没说支持，只是啃着他的油条，津津有味地啃。我想，其实他心里是反对的，怕我闯出祸事来，但他又拿我没辙，我想他在心底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他有能力帮我化解一切祸事。

今天的年青人，可能都不大知道陶梅庵这个名字了，在民国那会儿，可是个通天的人物。不好意思，我又要说起我老公了。

他十四岁就进长沙《女权日报》当编辑了，因为文才与眼光都好，半年后就被当时的省报《湖南民报》挖去了任编贺，撰写时事述评；稍后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同时，他还为上海一些大报撰写湖南通讯；1919年，他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

；1920年他受聘为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其间还为着名的《申报》、天津《大公报》撰写通讯；

1928年担任《新闻报》战地记者，随国民军报道“二次北伐”

，冒枪林弹雨发回大量战地消息，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济南惨案”

。这些对军阀混战时事新闻的迅速、准确报道和深入的述评分析，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与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并称为当时中国报界“双杰”

。

从30年代起，他又先后在南京、上海办报。由于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日紧，他从写“新闻”

转为以写北洋时期“旧闻”

为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战，曾受□□单独召见。长期的政治、军事报道养成了他对时局犀利的眼光和深刻的分析、判断能力，所以他对国内抗战尤其是国际形势的看法深为蒋公赏识，曾想将他安排重用，但他认为他回到上海新闻界作用更大，便婉拒了。蒋公要陈布雷转嘱他回沪后将对时局的看法、形势的分析随时写成书面材料，设法转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