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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章（第2页）

杰斯特罗说“试试吧。”

他打了电话，但是大使馆的线路忙碌不堪。他又倒了些雪利酒，慢慢地讲着话，间或咳嗽一两声。“一个历史学者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会歪曲一个人对现在的看法。我似乎是把望远镜倒过来去观察当前的形势。那些人物看来渺小而滑稽。那些事件看来那么琐碎，那么重复，那么平凡！我想，我能很好地了解过去，我对将来也看得清楚。只是对于现在我却这样糊涂。亲爱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没有资源可以使他们坚持。中欧的这所华丽而破烂的军国主义疯人院将会倒塌。俄国和美国是可畏的，这两个国家会把纳粹主义夹在中间压碎。唯一的问题只不过是时间来得多快罢了。好吧，我该穿衣服了。”

“是的，埃伦，快穿吧。”

“让我先把酒喝完。”

娜塔丽不耐烦地站起身来，把孩子抱到卧室去，免得跟她的叔父拌嘴。对于这个爱唠叨的、自负的、胡思乱想的老头儿，她已经没有什么敬爱，他的趾高气扬的挖苦话和顽固得闭眼不顾事实的乐观主义，已经使她和她的孩子陷入了这个危境，尽管说到底还是她自己要负主要的责任——她常常回过头来这样想。

亨利-娜塔丽把她的危境想了又想，直到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自我的探索。她在什么情况下干了这种不幸的蠢事呢？在回来的时候吗？在跟拜伦结婚的时候吗？没有搭德国飞机离开苏黎世吗？没有跟赫布-罗斯乘坐到巴勒斯坦去的船吗？不，毛病在她的思想深处。尽管她表面上那么聪敏，归根到底她却愚蠢透顶。她什么也不是，什么人也不是；她没有真正的身分。她的一生象是在空中飘荡的蒲公英的绒毛。她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标志除了惹起麻烦之外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她的第一次恋爱是跟一个异教的非犹太的知识分子。她跟一个基督徒结了婚，没有怎么考虑两个人在出身背景的冲突；他年轻，缺乏学识，又使她多一层烦恼。这一连串多么奇怪、偶然、不连贯的遭遇却创造了这个在她怀里沉睡的蓝眼睛小生物！

过去几星期，娜塔丽夜里开始做梦，仿佛上述一连串遭遇都不曾发生过。在这些梦中，时间倒流回去，有时候回到巴黎，有时候回到大学，更多的是回到她在长岛的儿童时代。她在睡梦中发现自己摆脱了梦魇般的现实生活，心中充满了宽慰和快乐；但是当她醒来发现梦境中不好的方面正是真实的方面时，一种冷酷而消沉的忧伤便接踵而至。不过至少这个孩子是属于真实方面的。

孩子成为她生命的寄托了。在这一时刻，世界上最真实的东西就是她胸口的这只温暖的小嘴：活泼、甜蜜而且异常美好。除此以外——在旅馆的房间里，在罗马，在欧洲——全是肮脏的、危险的、不可靠的而且渐渐暗下去的视野。外交人员的专车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孩子睡着的时候，娜塔丽把他包好，自己穿好衣服，准备到大使馆去。

“喂，亲爱的，你看来很漂亮。”

起居室里，埃伦现在很得意地斜靠在躺椅上，披着索尔家在他六十二岁生日送给他的一件蓝色短斗篷，穿着他的一套最好的深色衣服，系着一个很大的领结。他还在喝雪利酒。

“无聊！要是我安全地回到家里，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套倒霉的衣服烧掉，我再也不穿咖啡色衣服了。”

埃伦以不自然的洋洋得意的神态，把只剩一半酒的杯子向她挥了挥，兴高采烈地笑起来。“真了不起，你还保持着你的幽默感。”

他说，虽然娜塔丽相当严肃。“坐下，亲爱的。别再踱来踱去了。”

“我们不到大使馆去了吗？”

她坐在一张躺椅的扶手上。

“告诉我，娜塔丽，你看见过恩里科-斯潘涅利神父吗？”

“那个梵蒂冈图书馆的管理员吗？没有。”

他乜斜着眼睛逗趣似的朝她微笑，这是在傍晚将尽，他喝下过多的白兰地时往往出现的。“不过，我想有一个晚上我们大家在一道吃过饭。”

“我想大概有过。路易斯病了。”

“啊，不错。我现在想起来了-，恩里科一会儿就要开车来把我们带到威尼斯广场去。他认识所有的新闻记者，我们可以在新闻记者席听墨索里尼演说。”

“什么？我的天，我不愿把孩子带到法西斯暴徒那里去！那怎么——”

杰斯特罗举起手来要她注意，匆匆地在一张便条上写了几行字，同时继续跟她讲话。“喂，亲爱的，这是看得见的历史。既然我们处在这样的境地，我们不如充分利用它。”

他递给她的那张便条上写着：要是宣布战争，他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大使馆去。就是这个打算。我们不呆在旅馆，在这里我们可能被抓去。

她在下面写了一句：“为什么你信得过他？”

他们不敢肯定他们的房间里装有窃听器，但是有时候他们写便条来对话，作为预防措施。

杰斯特罗向她眨了眨眼，把眼镜取下，用一块手帕擦了擦。这是娜塔丽早已熟悉的他要高谈阔论的一种不自觉的信号。他轻轻地说：“娜塔丽，你知道我是一个天主教徒吗？”

“什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那你就不知道了。我想这些年来你也许很机警。告诉你，我讲的完全是真话。”

埃伦往往在喝白兰地或者雪利酒的时候发表一些古怪的言论，但他从来也没有讲过这种离奇的话。娜塔丽被他弄糊涂了，耸一耸肩膀说：“我该怎么说呢？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非常认真。亲爱的，这是一桩家丑啊。他们没有告诉过你，我倒有点惊讶。二十三岁的时候，我改信了天主教。”

他眼睛通红，扭歪着嘴，害羞地咧开嘴笑了笑，一面搔着胡子。“但从来没有真信。我怕我的血型不合于那个宗教或者任何宗教。在当时，这种行为是真诚的。”

于是埃伦告诉她关于雷德克利夫学院的一个女孩子的事情，他曾经当过她的历史和美学的导师，她是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的女儿。过了一年半热恋的生活，两人的爱情就垮台了。后来他离开剑桥大学，在耶鲁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把那个女孩子和他的一切记忆都抛在脑后了。

他的改变宗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情。他在接受教谕的时候十分小心而且是在暗中进行的，因为在波士顿的许多犹太朋友对他都很亲切，他不愿叫他们不安或者跟他们争论。他费劲地达到了怀疑论的自然主义，这是他固定下来的观点，因此到了离开哈佛大学的时候，他断定他改变宗教是一个错误。此后，一接触到他的宗教信仰问题，他就提出他的不言而喻的犹太人出身，不再说什么。关于这个改信天主教的事件，他什么也不再去干，干脆让它从他的生活中消逝了。

但是在这件事情的开始阶段，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曾经在自己家庭里讨论过这件事情。“那是我一直在后悔的。”

他愁容满面地说。“这件事大概缩短了我父亲的寿命，那时我母亲已经死了，而你的父母肯定忘不了这次打击。我们永远疏远了，虽然我曾告诉你爸爸，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认为我自己是个不信教的犹太人，别的没有什么。但这也没有用处。他们跟我断绝来往了。

“当‘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上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时候，路易斯写了一封态度生硬的短信给我。他的拉比要我到他的教堂里去讲道。他的措词使我难以接受。我觉得他的信写得很残酷。我很亲切地回了他一封信，但是婉言谢绝了。事情就是这样。从此以后他们两人中间的任何一个我都没有再见到过，娜塔丽，在三十多年内，这件事除了你以外，我只跟一个人谈过，这个人就是恩里科-斯潘涅利。

“九月间，当我从瑞士回来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我觉得这可能是有好处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虽然对早期的拜占庭文化研究比较差。他是一个极其富于同情心的人。他从来没有跟我的宗教见解发生过争论，只是写了一封信到美国去要证明。他已得到证明文件，我也有几份副本。所以，亲爱的，我们在梵蒂冈也有朋友。我希望我们不会用得着他们，但是这也是一种保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