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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丽小说中的“深圳”
是特别突出的。它意味着与厚重中原相对的南方沿海,是城市想象的极致对象,也是某个转换门——失意与成功之间的中介。
早年,邵丽在《寂寞的汤丹》中写道,“汤丹毕业分配到了当地的机关工作,那男孩却去了深圳”
;《马兰花的等待》中,“马兰花仍然端坐在深圳一间茶馆里喝茶”
;《木兰的城》中,“姚水芹到深圳做工那年三十二岁”
;到了《糖果》,依稀出现了《黄河故事》的雏形,“母亲退休后随妹妹一家在深圳生活,我们常常给她买点像样的衣服,在那样的大城市里穿着也让她的孩子们有面子一些”
。
《黄河故事》开始于“我到深圳已经二十多年了,后来我又把母亲和妹妹接来,她们也在这里十年多了,而我父亲的骨灰还留在郑州”
。每到清明或者春节,“我”
和妹妹依着老家的风俗,在木棉树、凤凰树和火焰木的行道树下烧点黄表纸。但“我们”
也并未完全深圳化,母亲和妹妹的生活作息还是与天光同起同落,“饮食也依旧是蒸馒头,喝胡辣汤,吃水煎包,擀面条,熬稀饭,而且顿顿离不了醋和大蒜”
。母亲对深圳的景点和社区之外的风光都不感兴趣,最骄傲的仍然是她十几年未曾亲近过的“家门口”
的黄河。要言之,依靠女儿提供的物质条件,母亲的“深圳”
是她在深圳的一块飞地、一个行宫。故乡有母亲不愿意面对的人和事,但那些人和事还是越过遥远的山河来“闹腾”
她,让她下决心安葬丈夫。借此,《黄河故事》的半径也就是郑州与深圳之间的距离,加以时间的点染,两代人的经历折射出大半个中国的聚散辗转。
如果说“深圳”
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一个他乡里的故乡,那么对“我”
来说则意味着新生之所。“我”
在最艰难的时刻曾想过寻死,小说写道,“我走到黄河边……既然黄河能带走父亲,也一定能带走我”
,可是,“我突然看到了远处的城市”
,“在夜色里,它离我是如此之近,灯火此起彼伏,照亮了半边天空……她像有生命似的看着我,温柔地眨着眼睛。她在召唤我。我为什么不走向她?这难道不是一条比死亡更宽阔、更诱人的道路吗?”
于是,女主人公决定“我要走进城市,我要感受城市”
,她随建筑大军直接进入深圳。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城市不是一道窄门,“她所给我的生命力量,比父母给我的更坚实,也更坚定”
。她全力拥抱“深圳”
,在此起家。
当“我”
多年后从深圳的视角回望(地理意义和空间意义上双重的回望)郑州、回望乡间,这与当初那个在黄河边眺望城市、向往城市的“我”
形成了视线的交错和转换身位的对视,其中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构成了这部小说的迷人基调,同时开启了讲述中原故事的新的道路,更为丰饶,更为开阔,也更为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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