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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2页）

，而非单纯的个体，支撑着小说意义的生成。

“金枝”

在这部长篇中，似乎不仅是内容层面的喻体，也可以看作修辞层面的喻体，小说里的人物正是以“开枝散叶”

的方式进入文本的，故事里的绝大多数人物（除了极个别情节所需的功能性人物，譬如征兵办的首长），都是通过血缘或者婚姻成为家族不断划分的“子集”

和不断蔓延的枝叶。

作为叙事对象的经验从来都是边界模糊的，没有纯粹的边界清晰的“自我经验”

与“他者经验”

，也很难精准地辨析出“个体经验”

和“集体经验”

。在古老的叙事艺术形式中，无论是西方的史诗源头，还是中国的史传传统，以及神话、故事、民间传说，都是经由众多个体“加工”

而成的族群经验，代代相传。这些无名的讲故事的人没有现代小说家的版权意识，这一区别造成的后果并非仅仅表现在利益层面，还形成了写作者和社会的心理默契，那个署在小说后面的作者名字意味着这是一个人对世界的发言——他（她）在讲述独属于他的自我经验或者对经验的发现。

无论是独立的现代小说家还是作为孤独个体的小说人物，在获取现代性真相和意义的同时，也牺牲了在更为恒久维度上的关于人类的另一种真实，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更大集合的子集，都是族群之树上的枝叶。

正如英国作家、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所坦言的那样：“经验是不可分的，它至少在一个甚至数个人生里延续。我从未有过我的经验完全属于自己的印象，反而经常觉着经验先我而行。总之，经验层层叠加，通过希望和恐惧的指涉，反复重新定义自身；此外，通过最古老的语言——隐喻，它不断在似与不似、小与大、近与远之间比较。”

伯格这段话出现的那篇文章的题目也叫作《讲故事的人》，写于1978年，这是对本雅明的喟叹的近半个世纪后的一次清晰的回应。伯格不只在这篇文章中谈论，同时也在他的文学创作和艺术工作中，像农民一样身体力行地努力保存着“时间的经验”

。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趣是切断与过去所有的联系，将所有的努力和想象转向未曾发生的未来。”

生产方式决定了社会组织方式，原子化的个人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投射到叙事之上，独立的个人也就成为塑造现代小说人物的合法性前提，含蕴着复杂经验的历史和时间折叠进一个叫作“故乡”

的空间名称，在寓言化的叙事想象中被放逐成为远景，个人立于地平线之上，背向历史，面朝一望无际的未来。

邵丽在《金枝》中对抗了这一“合法性”

前提，“取消”

了人物的前景式独立，让“故乡”

前景化，释放其中的历史和时间，重新让个体返回到族群之中，在血缘伦理的“世俗之网”

中审视每个人。这是一种冒险的很容易招致诟病的做法，但却更接近我们每个人真实的人生处境。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充满勇气且如此“政治不正确”

地对待着她的人物的同时，通过鲜明的性格塑造和动作性极强的情节铺排，给予了人物“反抗”

作者处置的力量。于是，一如周家祖父辈的生命与他们各自的历史时空深刻纠缠一样，周家后代也随身携带着充沛的移动互联时代的个体力量。

邵丽“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

，左右互搏，使得《金枝》中的人物立体鲜活，真人一般内心充满撕裂与矛盾，小说文本也获得了真实生活本身一般纹路复杂的质地，具有了丰沛的意义生成的可能，经得起各种阐释。从其面世一年多批评界的反应来看，无论是面对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还是女性主义理论、原型分析理论、社会历史分析理论，《金枝》都展现出了宽阔的意义阐释空间。

这使我不禁想到，对于小说作者来说，与其信靠自以为强大的问题意识——那份强大通常是可疑的，反而不如忠实于朴素的生命经验。事实上，忠实再现经验，是更为高级的小说修辞原则，对小说家具体的修辞能力——也就是俗话说的“手艺”

——要求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