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看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六节 第一高足苏轼（第1页）

第六节第一高足苏轼

苏轼七八岁开始读书时，就听说欧阳修为人处事如战国时期的孟子和唐代的韩愈。到十几岁时，他已经很喜欢读欧阳修的诗和散文，渴望有朝一日能亲眼见到欧阳修，甚至晚上梦到了他。超凡脱俗的欧阳修，已经成了少年苏轼心目中的偶像。

苏轼第一次见到欧阳修，却是十五年以后的事了。

仁宗嘉祐二年（1057）正月，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礼部贡举，当年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担任试卷点检官的梅尧臣在读了无数份“太学体”

的文章，感觉无聊透顶之际，一篇只有六百多字但文风决然不同于“太学体”

的文章，让他一口气读完，边读边击节赞叹，读完之后立马递给欧阳修看。欧阳修读后，也为之惊喜，又让其他的考官看，众人也是赞不绝口。欧阳修看文章的风格，像是自己的弟子曾巩的文章。欧阳修又查看了该考生的其他试卷，写得也很好。考虑到如果是曾巩的卷子，曾巩又是自己的弟子，而且文章中有个词的出处，考官们谁也不知道，不能不说是瑕疵。欧阳修担心判为第一名之后，会被其他考生或他人挑毛病，于是将该考生定为第二名。考卷信息按照程序公开之后，才知道是苏轼的文章。

当时，苏轼在该文中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欧阳修问考官们这个典故的出处，谁也不知道，梅尧臣干脆答以“何须出处”

。欧阳修听后说道：“此郎必有所据，只恨吾辈没有见到过。”

金榜题名后，苏轼去欧阳修府上谢恩，欧阳修又问起这个典故的出处，苏轼也以“何须出处”

作答。（宋）陆游著，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八，中华书局，1979年版。皋陶是传说中的原始社会时期的部落首领。欧阳修听后，想起梅尧臣那个解释，哈哈大笑。

苏轼和苏辙，“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

见苏轼《梅龙图启》。。这种清新自然的文风，正是欧阳修所热切希望见到的。

不久，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写道：“读苏轼的文章，不知不觉中大汗淋漓，快哉快哉！老夫我看来应该让路，给他出人头地的机会，可喜可喜。”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九。五十岁的欧阳修，已经准备把苏轼培养成一代文宗。后来苏轼及苏门弟子继承和发展了欧阳修所开创的一代文风。

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高度评价欧阳修的贡献。他指出孔子、孟子对华夏文明的开创性贡献。但是，孟子之后，商鞅、韩非之徒，“违道而趋利，残民以厚生。”

他们的学说非常简陋，所带来的危害却很大。五百年后，韩愈脱颖而出，唐人把他比作孟子。二百年后，欧阳子诞生，他上承韩愈、孟子、孔子的学说，其学说合乎天道，被称为今世之韩愈，从此之后，“天下士人争先刻苦努力，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

苏轼：《六一居士集叙》。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44册）卷一九三一。

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欧阳修病逝于颍州。苏轼知道后，含泪写了祭文和“哭欧公”

诗。

苏轼对老师的知遇之恩，可谓终生难忘。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

，熙宁三年（1070），欧阳修知蔡州（治今河南省汝南县），苏轼要去杭州作通判，行前专程去蔡州看望欧阳修。欧阳修对他说：“西湖僧人惠勤的文章很好，诗更好，他曾经在京师生活二十年，我与他交往比较频繁，庆历三年（1043），他决定回老家杭州生活，我写了四首诗送他。”

（宋）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居士集卷二。后三首见同书卷十五。欧阳修一再嘱咐苏轼到杭州后，代他前去看望惠勤。苏轼上任后第三天，就于腊月初八前去西湖北边的孤山看望惠勤，此日恰好是释迦牟尼成佛之日，二人抵掌而谈，臧否人物。惠勤说道：“（欧阳）相公，天地间第一等人，余杭人深以他未能来此做官为恨。”

次年闰七月，欧阳修去世，苏轼去告诉惠勤，在惠勤的僧舍，二人失声痛哭。

十八年后，苏轼知杭州，惠勤也早已去世，苏轼旧地重游，看到惠勤的僧舍挂着欧阳修和惠勤的画像。苏轼按照欧阳修生前的礼节行弟子礼。惠勤的弟子二仲，领着苏轼来到僧舍之后，指着一处泉水对苏轼说：“此处本来没有泉，相公您来之前数月，泉水突然冒出，水又清又甜，僧人们为之感叹，于是凿岩架石，作为纪念。”

二仲又说道：“黄泉之下，惠勤师听说您要来，涌泉相迎，您不会没话说吧？”

苏轼听后，想起惠勤对老师欧阳修的评价，于是将此泉命名为“六一泉”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四十五册，卷一九八五《六一泉铭并叙》。。

苏轼没有辜负老师欧阳修的栽培和厚望。欧阳修去世后，作为新的文坛领袖，他继续欧阳修开创的文风，培植了秦观、黄庭坚等众多文学大才。南宋高宗朝状元、文学家王十朋在《读苏文》一文中写道：“唐、宋文章，无法比较孰优孰劣，但最著名者，唐之韩、柳，宋之欧、苏。”

见王十朋：《王十朋全集·文集》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此文作于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可见在南宋初年，时人即已以欧、苏并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