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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第1页）

第二十二章

柏林墙拆除之后第二年，我去拜访莱纳当年的公寓，更准确来说，是在楼下偷偷仰望它的小阳台和窗户，手里拿着地图，假装是在找路，看了几分钟就走了，免得哪个过分谨慎的邻居报警。阳台上放了两张可爱的白色小木椅，一左一右把圆形咖啡桌夹在中间。卧室窗户挂着斑马纹窗帘，窗台上有一整排养在矿泉水瓶里的植物。我想象一对年轻情侣住在里面，一个起居室，一个卧室，足够容纳他们的生活。出于突如其来的鲁莽和好奇，我折返公寓楼下，门是开着的，早就没有门房了，连门房的住处都租了出去，对着走廊的窗户已经用砖块砌上。我在空无一人的走廊上站了一会，像个不知所措的客人，确认没有人会跳出来指责我行为可疑，这才走上楼去。

那是个工作日的中午，星期二，也可能是星期三。我敲了敲门，做好了无人应答的打算。很快有人开了门，一个戴着耳机的年轻男人，牛仔裤口袋里塞着一部随身听，他可能本来就在等什么人，脸上挂着笑容，一看见我，笑容就消失了，变成装饰着礼貌的警惕。他摘下耳机，问我想干什么。

“我找比德曼先生。”

我随口编了一个名字。

“这里没人叫比德曼。”

在他背后，我能看见起居室。当然翻修过了，换了地板，贴上了柔和的淡橄榄色墙纸。靠墙放着布面沙，旁边的小矮柜上摆着电话，还有一个相框，照片里一对搂抱着的男女对着镜头大笑。果然住着一对情人。天花板也重新油漆过了，一盏球形吊灯像巨大的乳白色虫蛹一样垂挂下来。戴耳机的男人往外走了一步，虚掩上门，阻止我继续窥视。“听着，要是你不确定地址，回去查清楚再来，嗯？我不记得这栋楼里有谁叫比德曼。”

“抱歉。”

“不要紧。”

门关上了，上锁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异常响亮。我还在想那个起居室，在我的脑海里，莱纳的形象仿佛印在半透明的塑料片上，雾蒙蒙的一层，一个剪切下来的幽灵，以拙劣的手法叠加在起居室的图像上。这对情侣一起吃早餐的地方，莱纳曾经站着读报纸。被自行车车轮反复蹭出一道一道黑色痕迹的墙角，现在放着吉他。厨房里不知道还有没有窃听器，像死掉的甲虫一样被遗忘在墙缝里。科里亚的靴子同时踏过新的和旧的地板，在想象中，我看着他把莱纳从卧室里拎出来，拖过尚未存在的长毛绒地毯，让他坐在此刻新租客们摆放电视机的地方。

如果科里亚想来问安德烈的事，那就是浪费时间了，他什么都不知道。莱纳这么告诉科里亚，说得飞快，就像他已经复述这句话很多次一样。

但科里亚不是为此而来。安德烈已经不在他的雷达监控范围里了，很可能再也不会回来。克格勃已经另有打算，科里亚不像“赫尔曼先生”

，不喜欢摆出虚假的友善姿态，用二十个设问句引出实际内容，他直接把交易条件摆在莱纳面前：如果不想继续被斯塔西骚扰，那就当克格勃的“渡鸦”

。

又是黑话。莱纳已经不能更厌倦黑话，这一个一个原本普通的单词，被强行借用过去，安上阴暗的潜在含义。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脚，在这个只有零星家具的起居室里，他没有逃避的空间，只能躲进自己脑海深处，木无表情。科里亚把这种麻木解读为困惑，开始解释什么叫“渡鸦”

，这是性诱饵的代号。克格勃瞄准了一个刚刚从华盛顿调来柏林的美国外交官，这人对此前派出去的三只“燕子”

都不感兴趣，是时候试试光谱的另一端了。

相对于女性“燕子”

，男性“渡鸦”

不太常见，几乎总是勒索的前奏，那一次也不例外。科里亚不愿意用苏联训练的“渡鸦”

，他们一旦被捕，克格勃很难摆脱关系，换作其他时候，克格勃也许不介意让人知道，甚至会故意炫耀，但在1956年，隧道事件过后不久，他们不太乐意时隔几个月又制造一场外交危机。莱纳是一份可以随意牺牲的资产，如果一切顺利，那就一切顺利。一旦有什么出错了，克格勃可以轻松把他扔掉，没有什么损失。也许安德烈一开始看上的也是这一点。

“收拾一下你自己。”

科里亚说，这个建议从他嘴里说出来，让人不太舒服，“你看起来像只死了两个星期的老鼠。我给你十五分钟，我们有很多准备要做。”

住在一楼的门房想必又一次目睹莱纳被押上汽车，也许马上打电话给斯塔西报告了这件事，说不定也打给中情局，那时候几乎每个柏林线人都同时服务两个以上的主顾。科里亚没有蒙上莱纳的眼睛，目的地并不是什么秘密，那是家酒馆，还没到营业时间，大门紧闭，门上方安装着巨大的霓虹灯管，因为是中午，都没有亮起。“金色鹈鹕”

，熄灭的灯管拼出这几个单词，一只金属鹈鹕衔着鱼，站在字母旁边。科里亚带着莱纳从侧门进去，司机没有下来，车门刚关上就把车开走了。

这并不真的是个交易，现在想来，只不过是用一头豺狼换了另一头豺狼。这是莱纳第一次去“金色鹈鹕”

，但远远不是最后一次。常客们对他没什么印象，记得莱纳的零星几个人，一致认为他“很安静”

，没什么值得一提的特别之处。也许他觉得无助，也许觉得愤怒，又或者什么都不觉得。不过，像他这样一头习惯于服从命令的小羊，再次有人把项圈套到脖子上，也可能是一种解脱。

安德烈并不十分热衷去酒吧，搬到德文郡过一个月了，一次都没有去过。他在埃克塞特一所暮气沉沉的寄宿中学里找到一份教德语的工作，一周上课四天，周一和周三高年级，周二和周四低年级，周末还要监督一大群十四岁男孩在草皮稀疏的院子里踢球。

他用“莫里茨朗格”

这个名字，是六处分配给他的，连同一段伪造的人生，附带各种必要的推荐信，证明“朗格”

受过良好教育，过去三年受雇于西德一家并不存在的贸易公司，品行正直，富有责任感，如此这般，今年因故返回英国，并且不打算再离开。他还准备好了“为什么回国？”

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校长并没有问。校长是个雪茄不离手的小个子，要是不挺起腰，就要消失在办公桌后面了。他养着两只伯恩山犬，面试的时候，那两只壮硕的狗就趴在桌子下面喘气，口水滴在安德烈的皮鞋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