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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2页）

她冲窗外的大雪和车厢里昏昏欲睡的旅客打了个手势，“这样的。”

“可惜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假期。”

我们就这样继续交谈了一会。陌生人之间的闲聊，像掠过湖水的飞虫，轻轻触碰亮的水面，从不深入。十分钟过去了，然后是二十分钟，一个穿着制服的列车员匆匆走过，往车头的方向去。过道对面那个歪着头打鼾的男人被脚步声惊醒，现车还没有动，低声抱怨起来。

“那么，鲁道夫。”

朱莉摁熄烟头，叠起双手，她戴着戒指，细细的一圈金属，花冠状的底座紧抓着一小颗蓝宝石，“是什么让你在这种天气里非去布里斯托不可呢？”

这应该是她一开始就想问的问题，只是碍于礼貌，仔细铺了一层关于天气、旅行和英格兰地理的软垫，才终于抛出来。我花了一分钟思考该怎样回答，最后决定说实话：“我去找某种东西，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确定能不能找到。”

我的临时旅伴高高挑起眉毛，仿佛我刚刚抛给她一个烫手的铁球，而她不知道怎么才能接住。最后她摊开手，看着我的眼睛：“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难道不都过着这样的人生吗，大哲学家？”

没等我回答，她笑起来，取出第二支烟，用火柴点燃，“有朋友在那边接你吗？”

“不，不算是朋友。我给她了电报，她不介意我拜访，如此而已，她不会去火车站接我的。事实上，等我到了布里斯托，也许已经太晚了，明早才能见到她。”

朱莉从喉咙里哼出一个拖长的单音节，露出了然的笑容。她肯定以为我是去见女朋友的，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但我不打算向陌生人解释来龙去脉，就让她这么以为好了。朱莉沉默地抽着烟，我们两人都看着窗外的风雪。天空暗了一个色调，被乌云遮住的太阳很快就要熄灭了。

火车突然又震颤了一下，鸣笛，悠长的呜咽声，车轮与铁轨摩擦，尖细的吱吱声过后是有节奏的轰隆轰隆。我们继续前进，穿过翻卷的风雪和浓稠暮色。

朱莉比我早一站下车，之后再没有新的旅客上来，对面的座位就这样空着。雪变小了，但还在下，车窗外像沼泽深处一样黑，偶尔闪过农舍的灯光。玻璃映出我自己的影子，我尽量不去看。如非必要，我不照镜子，避免里面的脸影响我的面具。

到达布里斯托市中心的时候，晚上十点已过。早前我在火车站随手买了一本给游客的便携地图册，此刻我站在路灯下面艰难地分辨那些蝇头小字。景点画得很大，我想去的那条街却没有名字。最终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流浪汉把我带到“棕榈周日”

旅店门前。差不多二十年前，安德烈离开柏林之后，就是在这栋昏昏欲睡的破旧建筑里租了顶楼客房。

这地方竟然还没有倒闭，恐怕也快了，看起来没有人在修缮，里面和外面一样冷，门厅的拼花地板仿佛化脓溃烂的皮肤，已经不剩多少完好的木板了，为了节省成本，破损处填上了凹凸不平的水泥。前台没有人，放着一个老式黄铜桌铃，我按了五六次，终于有一个头花白的脑袋从虫蛀的布帘后面探出来。

“我需要一个房间，一晚。”

我说。

布帘后面的男人坐到桌子旁边，搔了搔肿胀的酒糟鼻，“几晚？”

我只好再说了一遍，把现金放到他面前，解释说我喜欢安静，因此想要顶楼的房间。酒糟鼻男人低声咕哝，翻出挂着号码牌的钥匙，拍到桌面上，指了指楼梯的方向，重新消失在肮脏的布帘后面。

楼梯是砖砌的，仍然坚实，但通往顶楼房间的却是木楼梯，灰尘像深冬的积雪一样厚。我拎着提包走上去，打开门，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好像这是别人的卧室，而我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我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感觉，它很快就过去了，我放下行李，开灯，坐在床上，环视这个旅店房间，床头柜，白色灯罩，地板上的棕色污渍，霉的墙壁，倾斜的窗户和屋顶，写字台，靠背椅，镜子，陶瓷洗手台，衣柜。我想象安德烈走进门来，脱下外套，搭在椅子扶手上他总是这么做的，从来不用衣帽架或者钩子然后踱到窗前，注视已经入睡的布里斯托市。他在想什么？柏林在他的脑海里吗？

我站起来，也走到窗户前面，安德烈的幻影消失了。玻璃映出我的脸。远处，墨蓝色的夜空衬托下，教堂的尖顶刺向渐渐消散的云层。雪已经不下了。整座旅馆静悄悄的，也许只有我一个旅客。我锁上门，从行李里拿出手枪，放到枕头旁边，老习惯，有武器在，我会睡得好些。我裹着外套直接躺下，关上灯，但没有拉上窗帘，明天天一亮我就会起来，去见一个人。

开在码头不远处的钓鱼用品店挂着崭新的招牌。冬天，几乎没有生意，店堂空荡荡的。柜台后面那位晒得黝黑的先生告诉我，店铺是一年前易手的，原先的女主人做了一次心脏手术，不能再继续打理店铺了，不过她和她的丈夫就住在钓鱼用品店后面的小平房里。如果我想见他们，穿过后门出去就行。

我就这么做了。走过堆积着钓线、鱼竿、成桶鱼饵和潜水服的仓库，推门踏进阴暗的后院。地上的积雪没有脚印，完整洁白，楼梯上的也是。我按了按门铃，没有声音，只好敲了敲门。里面传来软拖鞋摩擦木板的声音，门打开了，露出一个年轻女孩的脸，大概是护工，她问我有没有事先通知梅森太太，我说有。

五分钟之后，我局促不安地坐在凹陷的长沙里，面前放着一杯迅冷却的茶，等着梅森太太。卧室门打开的时候我跳了起来，看着年长女士走过来。她穿着一件深蓝色毛衣，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右手有戒指，一块皮带纤细的手表圈着手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饰品。安德烈的眼睛显然遗传自母亲，一样的绿色，让人想到海藻、深水和苔藓。她露出微笑，邀请我坐下，问天气是不是为我的旅途带来了很多阻碍。

“不算太严重。”

我回答，用德语，她的脸好像一下子亮了起来，很多年没人和她说过德语了，“谢谢你没有拒绝我，梅森太太。”

“我不会拒绝卡尔的朋友。”

“我在电报里没能好好介绍自己，我姓沃格尔，莱纳沃格尔。卡尔在柏林的时候，我曾经和他一起工作。”

这个名字就像落在舌头上的一小撮沙子。“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