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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架感言与一些闲谈很长且有干货（第3页）

他即位的时候才十四岁，初中生而已，而且他童年过得非常不幸福。泰昌对万历来说是“软蛋”

，对天启来说就是“虐父”

。这样一个少年天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能当好家才有鬼了。

落水之前，辽东尽失，九边糜糜，天下民变，国库空虚，凛冬将至，大明朝气数已尽。

东拉西扯这么多，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即天启皇帝不是明主，但也不该被说成一个不学无术、脑子里只有木匠活儿的文盲。

先综合多方资料，我认为，朱由校开始学习的时间晚，但勤奋。

【《明史，列传一百二十八，韩爌传》天启元年正月，两人（韩爌和刘一燝）以帝为皇孙时，未尝出阁读书，请于十二日即开经筵，自后日讲不辍，从之。】

【天启皇帝的讲师丁绍轼在《讲筵恭纪诗》中说：今上冲年嗜学，经筵、日讲二者兼举，经筵以季举，日讲则日日举之，非甚寒暑不辍也。】

【同丁绍轼言：皇帝日御经筵，询政事，字字商榷。】

......

其次，他应该是非常重视姊妹兄弟的。

【《明季北略》忠贤诬后父（张嫣他爹张国纪）谋立信王，欲兴大狱。王体乾曰：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脱有变，吾辈无类矣。忠贤惧，乃杀甲士以灭口。】

【《明史纪事本末·崇祯治乱》熹宗天启七年八月，上不豫。时魏忠贤张甚，中外危栗。上召信王入见，谕以“吾弟当为尧舜之君”

。】

基于以上，我将朱由校设定为一个悟性高（基于木匠活儿好）、好学、重视姊妹兄弟的好大儿。给他一个温柔的父亲，他又为什么不能成长为一个好孩子、好皇帝呢？

其他有历史原型的非原创人物的设定也基本比照，参考历史事实并适当演绎的逻辑。

比如李选侍，她的权力完全来自丈夫，泰昌捏住她，她就只是鹌鹑，有野心也没用。再比如魏忠贤，九千岁文化水平不高，但不是文盲，他野心勃勃，极度残忍，但并非不能用。

——————

再说说情节逻辑并回答一些读者的问题。

先是耶稣会。

根据多方资料，我将耶稣会设定为派，即保守派、改革派与少壮派。为了让各代表人物出场并铺垫耶稣会行事的基本逻辑，我用了不少篇幅，引争议，但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因为很多人不了解甚至曲解海外传教士，以及他们与大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部分读者对耶稣会的误解很深，甚至有人说耶稣会士凭着徐光启的便利偷了《永乐大典》去展西方科技的。但事实是，《大典》的正本不知何处去（可能因为某次失火烧掉了），副本存留于皇史宬（司礼监管着），与其说徐光启汉奸，不如说九千岁卖国，而且《大典》嘉靖副本的大规模逸散生在晚清，而非晚明。同时，《大典》是类书，和康熙年间编纂《古今图书集成》是一个性质的东西。《大典》记载的不是明朝的科技成果，而是宋、元及以前的历象、方舆、明伦、理学之类的东西。与其说是西方人窃取了大明的科技成果，不如说是窃取了大元、大宋的科技成功。

在当时，对于耶稣会人来说，大明王朝就是一个地上天国。返回欧洲的传教士也如此宣传大明。（当然，他们看到的是片面的，因为他们大多是有钱人，在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巨型繁华城市过着舒坦的日子，基本不会深入农村，结交的也是文人名仕。）如果大明持续存在，进行近代化改革，加入大航海的时代浪潮。东学西渐乃至驯化基督教也不是不可能，毕竟中华文明确有驯化各种宗教的先例。

其次是科技。

有读者觉得晚明时期展蒸汽机不合理，但其实是很合理的。世界上第一台投入使用的蒸汽机，是英国人托马斯·纽科门（thomasnenet）于17o5年明的纽可门蒸汽机，作用是抽水。它的结构极度简单，一个蒸汽生器（锅炉），一个冷凝汽缸，一套木结构的传动装置以及两个需要手动操作的阀门。对于162o年的大明王朝来说，纽可门蒸汽机没有任何技术难度，是造得出来的。1769年基于纽可门蒸汽机改良出的瓦特于也不是太复杂，最重要的是，早期蒸汽机没有前置科技，知识方面的瓶颈有且只有对气压和真空原理的认识。可以说只要能炼铁就能造。连橡胶都没用上。（橡胶的硫化工艺是1839年美国人明的）。

阻碍蒸汽机的明与大规模应用的不是知识和技术问题，而是经济和市场的问题。纽可门机的明是为了降低矿场的抽水成本，而在晚明时期则没有这个需求。对于当时落后的采矿业来说，根本不需要靠什么蒸汽机来降低成本，因为成本本来就低，排水采矿用人和畜生就行了。

而瓦特机在英国的大规模应用则是因为英国用武力和倾销的手段，完全摧毁了印度地区的家庭手工业，将印度从顺差地区变成逆差地区（印度没有国家的概念）。这样巨大的廉价纺织品市场，是英国资本家将蒸汽机应用于纺织品生产的前提，印度要是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朝，顶住了英国人的武力及经济殖民，工业革命说不定还得再晚上一段时间。

故此，我认为在162o年搞蒸汽机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主角是现代人，是了解气压和真空的原理的。只要能够开拓出本土或海外市场，就能够给这项技术打下大规模应用的经济基础，让科技掌握在文明手上，而不是一群去美洲剥原住民头皮的野蛮人手上。

所以基于以上两点，我是一定要写早期工业化和大航海的。

最后再说说皇帝这个头衔在明代的含金量。

明朝的体制保证了皇帝的至高无上：最高行政区分于内外两廷，两廷合一才能架空皇帝。但作为特务机构的厂卫的存在，以及京师各武装势力的分立和独立性，保证了皇帝只要想收回权力就一定能拿回来。

京营虽战力贫贫，但掌握在没有行政权力的外戚勋贵手上。御马监掌禁军，和司礼监是两套班子，司礼监管着东厂和锦衣卫，但它却调不动御马监的禁军。就算两监勾连，外军和内军还相互遏制着，京营攻不进大内，大内谋害皇帝则必死。这保证了皇帝对京畿军队的绝对掌控。

至于文官群体谋害皇帝。就算抛开文官内部的党派林立，将之视为一个整体，那他们又将如何绕开厂卫，把手伸进大内呢？说实话，我想不到。

《酌中志》始载，天启五年落水，而且并未对此加以评述只是写了这么一个事情。皇帝七年驾崩，与落水相隔两年。而且落水时守在他身边全是宦官。与其说是文官谋害皇帝，还不如说是魏忠贤谋害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