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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寸土寸金的东京都，比我们在香港住的酒店都小。

梁明传对我们的到来很高兴。算起来那时候他也已经独自在外打拼了五六年了，这五六年里，他也尝尽了世态炎凉。

梁明传当初去日本是被他大学同学怂恿去的，原本他以为到了那里之后两人能互相扶持一段，但事实是读完语言学校考上当地的大学后，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

理由很简单，梁明传是想好好读书然后读研，毕业后在当地找工作，扎扎实实的走下去的，而他的大学同学一心只想打工，想在在日本的这几年，学完语言拿到文聘打工存个几十万就走。

虽然这两条路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大家的观念不同而已，但梁明传仍旧被打击到了，那种突然无依无靠要一人努力的彷徨，我懂。

所以有国内的朋友来，他异常开心。中国和韩国有农历新年，日本没有，阳历元旦就是他们的新年，我们在新年前去东京，正好是日本的元旦假期，所以梁明传提供了全程陪同服务。

他陪我们买衣服抢福袋，陪我们逛街，带我们去吃那种用自动贩卖机卖票的拉面店，晚上拉我们去居酒屋喝酒，喝酒的时候给我们讲他在日本的见闻，说他刚到日本的时候在麦当劳吃饭，而坐在旁边一张桌子上的两个中国女孩就用我们这个城市的方言讲着自己援助交际得到了什么。我们都感叹唏嘘不已。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的时候，我跟彭智然已经累得不行了。彭智然这个购物狂，到了东京就跟掉进米缸的老鼠似的，冲进第一家店就买了十万日币的衣服出来（约等于当时的七八千人民币，当时汇率稍高），人家店员是鞠着躬帮他提着袋子送他到门口的。我警告他说省着点花，别一梭子就把子弹都给用光了，他才理智一些，当然最终两个人的卡还是都拉爆了。

三十一日那天晚上，彭智然和我真的挺累，但当梁明传兴致勃勃拉着我们去神殿参拜跨年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忍心拒绝。那么多个跨年，都是他一个人过来的，这次，再累我们也应该陪陪他。这是彭智然跟我说的。

日本的跨年，地铁是通宵的，很多人都去神殿参拜，一路上到处是穿着和服的男人女人，人多得丝毫不亚于国内农历新年。我们兴致勃勃的去，等到那里人挤人一通，听完一百零八响的钟声，再回酒店的时候，累得就跟条狗一样。结果回程的时候地铁人太多，排了两次都没上，我们一气之下决定走回去。那真是一个二逼的决定啊，走了一个多钟头，边走边聊，最后还是坚持不住，坐了地铁。幸亏酒店离梁明传的公寓也不远，大家都同路。到酒店后我们两个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那真是一个记忆深刻的元旦。

第二次去日本的时候已经有自由行的。旅行社办的签证，支付一定保证金，酒店机票都可以自己定。第二次去的我们轻车熟路，也不是年底，只和梁明传小聚了几天。

而第三次去，就是二零一二年去参加他的婚礼。

梁明传举行婚礼前带着未婚妻回国拍婚纱照，还是我们去接的飞机。

雅子虽然是日本人，但父亲是外派去美国的报社记者，所以从小在美国长大，一直读完大学后因为工作原因才回到日本，而她的父母和妹妹还都在美国。

她认识梁明传是因为被一个朋友带去参加中国留学生的聚会。她似乎很喜欢中国文化，之前还来中国出差过两趟，在那次聚会上遇上梁明传，两个远离父母独自在外打拼的灵魂撞击到一起，于是，相爱了。

由于语言不通，那次梁明传带雅子回国，我们并没有了解多少他们之间的故事，直到去日本参加他们的婚礼。

婚期是两千一一年就定下的，所以机票我提前三个月就定了，价钱非常便宜，可是到临行前的几天，日本却又传来地震的消息。一年多前的那个时候，发生了那场日本九级地震，记得当时听到这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联系梁明传，所幸他说东京虽然震感强烈，他家的橱都倒了，但一切都还算ok。阴影尤在，再次有地震新闻传来，我们对是否要如期前往有些犹豫，最后还是决定如其前往。

日本人的婚礼不像国内，没有车队游街之类，似乎也没有国内这种婚庆公司，而是有专门承接婚宴的酒店。一般一个酒店能同时承办四五个婚礼，酒店的顶楼还有个小教堂，在婚宴开始之前，新人可以到小教堂举行仪式。

我跟彭智然因为接到梁明传交代的给新娘买块白色手帕的临时任务，错过了下午三点的小礼堂西式仪式，等赶到的时候，婚宴前的酒会已经开始。我们俩跟梁明传父母打过招呼，去新郎新娘的休息室找他们。穿着新郎服的梁明传异常帅气，浑身闪耀着幸福的光芒，连我跟彭智然两个大帅哥都自愧不如。幸福的一对对于我们买个手帕花了这么多时间错过他们的西式仪式有点小遗憾，彭智然笑着捶梁明传：“兄弟，我能买到手帕已经很不容易了你知道伐，手帕这个词日文怎么说的你都没教过我，我能比划着买到就不容易了。”

然后几个人哈哈的笑。

就像电视里看到的一样，日本的婚礼简单中透着庄重。四个人一桌的小圆桌，一共十几张桌子，宾客都穿着礼服面带着祝福的笑容等待婚礼的开始。和我们一桌的是梁明传在日本的一对中国朋友，香港人。没有沟通上的困难，他们还会替我们充当翻译，将司仪的话翻给我们听。我们很感激这种体贴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