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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2页）

邵丽小说中的“深圳”

是特别突出的。它意味着与厚重中原相对的南方沿海，是城市想象的极致对象，也是某个转换门——失意与成功之间的中介。

早年，邵丽在《寂寞的汤丹》中写道，“汤丹毕业分配到了当地的机关工作，那男孩却去了深圳”

；《马兰花的等待》中，“马兰花仍然端坐在深圳一间茶馆里喝茶”

；《木兰的城》中，“姚水芹到深圳做工那年三十二岁”

；到了《糖果》，依稀出现了《黄河故事》的雏形，“母亲退休后随妹妹一家在深圳生活，我们常常给她买点像样的衣服，在那样的大城市里穿着也让她的孩子们有面子一些”

。

《黄河故事》开始于“我到深圳已经二十多年了，后来我又把母亲和妹妹接来，她们也在这里十年多了，而我父亲的骨灰还留在郑州”

。每到清明或者春节，“我”

和妹妹依着老家的风俗，在木棉树、凤凰树和火焰木的行道树下烧点黄表纸。但“我们”

也并未完全深圳化，母亲和妹妹的生活作息还是与天光同起同落，“饮食也依旧是蒸馒头，喝胡辣汤，吃水煎包，擀面条，熬稀饭，而且顿顿离不了醋和大蒜”

。母亲对深圳的景点和社区之外的风光都不感兴趣，最骄傲的仍然是她十几年未曾亲近过的“家门口”

的黄河。要言之，依靠女儿提供的物质条件，母亲的“深圳”

是她在深圳的一块飞地、一个行宫。故乡有母亲不愿意面对的人和事，但那些人和事还是越过遥远的山河来“闹腾”

她，让她下决心安葬丈夫。借此，《黄河故事》的半径也就是郑州与深圳之间的距离，加以时间的点染，两代人的经历折射出大半个中国的聚散辗转。

如果说“深圳”

对母亲来说意味着一个他乡里的故乡，那么对“我”

来说则意味着新生之所。“我”

在最艰难的时刻曾想过寻死，小说写道，“我走到黄河边……既然黄河能带走父亲，也一定能带走我”

，可是，“我突然看到了远处的城市”

，“在夜色里，它离我是如此之近，灯火此起彼伏，照亮了半边天空……她像有生命似的看着我，温柔地眨着眼睛。她在召唤我。我为什么不走向她？这难道不是一条比死亡更宽阔、更诱人的道路吗？”

于是，女主人公决定“我要走进城市，我要感受城市”

，她随建筑大军直接进入深圳。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城市不是一道窄门，“她所给我的生命力量，比父母给我的更坚实，也更坚定”

。她全力拥抱“深圳”

，在此起家。

当“我”

多年后从深圳的视角回望（地理意义和空间意义上双重的回望）郑州、回望乡间，这与当初那个在黄河边眺望城市、向往城市的“我”

形成了视线的交错和转换身位的对视，其中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构成了这部小说的迷人基调，同时开启了讲述中原故事的新的道路，更为丰饶，更为开阔，也更为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