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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3页）

第三，展现了作为作家信仰和作品意义生成前提的“希望原则”

。

作品意义生成，背后依赖一套思想体系和价值系统。而这一体系和系统通常会被作家的真实信仰所统摄。自我背离的作家写出的作品，所谓“违心”

之作，自然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

经典小说的叙述模式，或者说被我们称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深刻地依赖于特定历史阶段中梦想的力量、“希望原则”

，或者称之为“乌托邦力量”

的变化着的可能性。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巨大的文学活力正是来自历史中的这一可能性。

希望原则，或者说“乌托邦力量”

，属于作家，也属于作家身处的族群，是那个时代他们共同对世界、历史和人生的总体认知与基准判断，这一力量决定了作家如何将小说中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组织到世界的大进程之中，也决定了小说在哪些人面前，以及如何完成意义生成。上述引文中提及的那些现实主义经典作品，深刻依赖的正是曾经作为人类解放“乌托邦”

的人道主义思想。

然而，进入20世纪，“希望”

似乎开始破灭了。“人们把19世纪以前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小说观称为反映论，这种反映论认为小说可以如实地反映生活真实甚至反映本质真实。读者在小说中最终看到的正是生活和现实世界本身的所谓波澜壮阔的图景。反映论是一种自明的哲学依据，就是认为生活背后有一种本质和规律，而伟大的小说恰恰反映了这种本质和规律。……而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观则不同，小说家大都认为生活是虚无的，没有本质的，没有什么中心思想，甚至是荒诞的，小说不再是对生活、现实和历史某种本质的反映，它只是小说家的想象和虚构，按符号学大师罗兰·巴尔特的说法即‘弄虚作假’。”

小说叙事从经典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嬗变，与其说是一种反叛，不如说小说家在回应时代与现实，不得不做出种种改变——狄更斯和托尔斯泰的方式，再也无法捕捉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之后的现实了。

然而，无论如何变换小说的修辞方式和思想资源，现代主义小说叙事依然捍卫着意义的生成，不过是把反映论换成了现象学，现实主义换成存在主义，乌托邦换成“反乌托邦”

。真正给小说叙事带来致命威胁的是资本企图彻底接管人类社会，一切人的行为逐渐都被异化为消费行为，解构的反抗性也丧失殆尽，沦为一种喜剧技术手段用于生产娱乐产品，市场交换带来的价值无差异性最终导致了价值虚无和意义的无法生成。

中国当代文学叙事，在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压缩、倍速地大致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当然，中国的作家也在以各种努力对抗着小说叙事的这一危机，譬如重新挖掘现实主义的叙事可能。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小说叙事，尤其是长篇小说叙事，或多或少的确有着批评者所指摘的“贫乏”

症候。这是在21世纪20年代初，邵丽开始她的新长篇时，不得不面对的文化现实。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作家都在面对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你们的创作“败给”

了生活？

与其说这是一个需要回答的有价值的问题，不如说这是一种强烈的失望情绪。每个时代都在呼唤它的代言人，有时候这种呼唤是以苛责的口气发出的。我想邵丽和同时代很多有着文学抱负和责任感的作家一样，一定也听到了这样的呼唤，但她的回应，不是迎向时代——选择更为极端、边缘或者新潮、热门的题材——虽然我会把与“热搜”

共时竞争的写作看成另一个方向的努力，而是老老实实回到了最为本真与朴素的自我生命经验本身。

她逼近、拉远，严苛地审视着自己的生命经验，向下深入几千年来的伦理信仰的根基——开枝散叶曾经被认为是中国人最为重要的人生价值指标，乐生爱命、生生不息至今也是我们这个族群的价值共识。邵丽口中的“向上的台阶”

是最能引发读者共振的意象，不愧先人，提携后代，一代更比一代强，千万普通人关于生活的愿景，事实上就是一种朴素的信仰。作为作家的邵丽，从这份朴素信仰里看到了关于人的解放的复杂诉求——性别的解放，阶级的解放，身份的解放……她在叙事中把承载经验的事件组织进了中国百余年来的现代进程中，让《金枝》中的每一根枝叶都留有独属于生长时间的雨雪风霜，各自领受命运之力无法逃避的折损伤痕。她携带着每一片枝叶叩问高处那发光的所在——那是她心中笃信的属人的应然生活该有的光明与自由的模样。

本雅明曾有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所有杰出的讲故事的人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能像在一架梯子上一样在经验的梯子上自由地上下运动。梯子的一端深入地下，一端直插云霄。这个形象恰当地表达了一种集体经验，对这种经验来说，个体经验中最大的打击——即死亡——也不会成为妨害和障碍。”

能够帮助人超越赋予生命意义的集体经验，正是族群的共同信仰。作家的信仰扎根于此，却又超拔于这一质朴的集体经验，经过形而上的思考、升华，抵达了人类的精神星空。邵丽沿着她经验的“梯子”

上下求索，给《金枝》带来了“希望”

的霞光。这再度印证了我此前对邵丽个人的判断：“她对人间存有大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