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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章 三星堆文明（第2页）

走出以地中海东岸为中心的“青铜时代文明世界”

，先要提到的是主要在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文明，早期被称作哈拉帕（haran）文明。哈拉帕文明在公元前三千纪已经通过波斯湾为南部两河流域熟知，学者们认为早期楔形文字文献中的美卢哈（me1uhha）所指的便是印度河流域，在公元前三千纪是当时南亚到西南亚远距离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公元前三千纪末，大体伴随着两河流域中央帝国的崩溃和西亚北非亚摩利时代的开始，南亚次大6也进入了一个相对混乱的时代，之前在哈拉帕文明时期兴盛一时的城市如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等风光不再。但印度河谷和印度次大6在所谓后哈拉帕（post-haran）时代（约前18oo—前13oo）并没有从世界文明的图景之中消失，而是继续在跨越亚欧非三大洲的西部印度洋贸易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与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之间的联系，从证据上看甚至有所加强。除气候变化等因素之外，所谓雅利安人的入侵往往被当作印度河谷早期城市文明衰落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今阿姆河流域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一带，一般被称作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纳考古文化区（bmac）的地区，有时也被称作奥克瑟斯文明（oxusnet），便经常被放在这样的背景中来讨论。

奥克瑟斯或者妫水文明的兴盛大体在公元前225o年至前17oo年，并延续至公元前15oo年左右。奥克瑟斯地区很早便与印度河乃至两河流域文明产生关联，但到其后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带受到来自北方草原带的以辐轮马车和印欧语言为特征的辛塔什塔（sintashta）文化或早期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文化的影响，成为雅利安人征服印度次大6的跳板。这种看法可以得到一定的考古学证据的支持，然而除了在议题设置上具有强烈的雅利安色彩之外，在研究方法上高度依赖印欧语历史语言学的重构，有过度简化后哈拉帕时代印度次大6历史进程的嫌疑。奥克瑟斯文明已靠近我国新疆的帕米尔、天山南北和阿尔泰地区。考古学上的辛塔什塔文化和安德罗诺沃文化也经常出现在学者们探讨青铜时代中外文化交流的语境中，特别是关于辐轮马车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科学院付巧妹研究员团队刚刚表的基于人类基因组证据对新疆地区青铜时代人口史的研究中，一方面安德罗诺沃和奥克瑟斯人群在新疆地区的出现并不让人惊讶，另一方面来自河西走廊的东亚人群和出自新疆本土人群（小河）的成分也十分突出。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对河西走廊彩陶文化的研究或可为此提供支持。

2.

亚欧青铜文明动态格局中的三星堆

东部亚洲方向，特别是我国境内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址，除耳熟能详的殷墟、二里头等之外，长江流域的良渚、盘龙城以及黄土高原带的陶寺、石峁等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重大现，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但也经常伴随着未必有建设性的争论。关于早期中国的考古与历史阐释，特别是一些国外学者对我国学者的指责经常以某种认识方式上有目的论嫌疑的王朝中心论为由，具体话题则通常集中在二里头是否夏都，石峁和陶寺与“三代”

传统的关系等问题上。然而，正如考古学家加里·费曼（garyFeinman）作为评议人最近在评议《今日人类学》（netthropo1ogy）的一篇关于石峁考古的反思性文章时所指出的那样，批评中国学者“三代”

中心论的学者可能至少需要和中国同行们一起认真考虑一下：“我们的概念框架跟得上汹涌的实物现吗？”

罗泰（LotharvonFa1kenhausen）教授不无义愤地在对同一篇文章的评议中指出，当该文作者将“中国学者”

作为群像来批评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对象未必能够代表中国学者，例如李旻博士最近关于“三代”

传统的研究就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概念框架落后于实物现的问题，正如一向重视理论工作的费曼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无疑随着三星堆的新现而更加尖锐起来。

为解释“三代”

传统特别是商文明的形成，李旻从时间上将阐释的起点放在公元前三千纪的龙山时代，从空间上则通盘考虑平原和高地，提出了“高地龙山社会”

（high1andLongshansociety）的概念，得到罗泰教授的赞许。“作为一个宽泛的框架，我用高地龙山社会这个概念来描述从太行山脉直到西部高地地区的广大地区内彼此联系、多孔状存在、杂糅而流动的各个龙山社群，包括与黄土高原北部的老虎山文化、山西中部的杏花村文化、关中盆地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西部高地一带的齐家文化、晋南盆地的陶寺文化等相关联的社群。尽管在黄土高原的复杂地形中存在丰富的风格差异，这些地区传统之间有足够的共同特征，可以将它们看作高地龙山社会物质文化的分别表达。”

为描述“高地龙山社会”

的动力学，理解具有多样化生业经济的各地社群，李旻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由三个彼此交叉的文化互动区构成，即张光直（k.netg）定义的史前中国文化互动区（prehistorinetsphere），根据考尔（koh1）对欧亚草原带和西伯利亚针叶林游猎采集人群的研究而定义的北亚文化互动区（northasianInteranetsphere），和格列高利·波瑟尔（gregoryposseh1）定义的中亚文化互动区（midd1easianInteranetsphere），后者包括从北方的中亚到南方的波斯湾和阿拉伯海这片地区”

。

李旻所说的北亚和中亚文化互动区大体在我们提到的奥克瑟斯或妫水文明（影响区域西至里海东岸，东到吐鲁番地区）一带交错，而北亚和东亚文化互动区（应即“史前中国文化互动区”

）的交错地带则在他所谓“高地龙山社会”

的北方边界线上，地理上从阿尔泰地区一直延伸到渤海湾北岸。这样，北亚文化互动区也就同时扮演了中亚文化互动区和东亚文化互动区之间连接桥梁的角色，“高地龙山社会”

因此得以吸纳三大文化互动区的符号、技术与文化传统，为中国“三代”

王权传统的成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符号准备。李旻认为，理解在“三代”

核心区域西方的“高地龙山社会”

的新技术与新物质文化组合是理解“三代”

王权传统的关键。作为东亚文化互动区的一部分，“高地龙山社会”

对出自东部地区的良渚玉器特别是玉琮进行综合运用，融汇出后来“三代”

玉器传统的前奏，河西走廊的龙山玉器与祁连山玉矿的开正是“高地龙山社会”

创造性利用低地玉器传统的体现。

李旻说，他的分析框架是“对龙山时代研究和一般意义上早期中国研究传统框架相当可观的一种扩展”

。不过，从三星堆文明的角度看，这种以商文明为焦点对亚欧大6文化互动格局的认识，可能还不足以用来作为“一般意义上早期中国研究”

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还不够彻底和全面，至少无法直接用来解释三星堆文明。李旻注意到，三星堆青铜器中没有用作炊具的三足鼎和三足鬲，显现出与龙山传统的某种区别，可见成都平原是“早期中国青铜时代社会展的一个重要舞台，在这里三星堆—金沙青铜文明与中原的‘三代’共同进化（co-evo1ved）”

。他认为三星堆与中原的“三代”

传统共享高地龙山社会遗产，前者应该被看作后者的“政治同侪”

（peerpo1ity）。站在中原地区“三代”

传统的立场上，自然可以宽泛地接受这种对青铜时代三星堆文明的定位，但白马非马，仅仅解释“三代”

传统不等于完成了追溯中华文明渊源的任务。因为作为中华文明自我认识目标的早期中国，其时间深度和空间广度都不局限于“三代”

以降的中原。